歷史在你我身邊(66)_林達

六六

　　§「金色克裡姆特」的歸宿

　　一

　　2006年7月7日，一個新聞轟動了世界藝術拍賣市場。奧地利著名油畫家古斯塔夫·克裡姆特（Gustav Klimt）在一百年前的一幅肖像畫，拍出了世界藝術史的最高價，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比此前拍賣紀錄最高峰的畢卡索《吹笛子的男孩》一億零五百萬美元，價格高了將近三分之一。

　　克裡姆特出生於1862年，三十五歲時藝術趨於成熟，於1897年創建了「維也納分離派」，開始反學院派的創作道路。他的風格格外強調裝飾效果，與「新藝術運動」、「青年風格」派有些接近。他開始轉變畫風的時候，作品被認為是驚世駭俗而不能被客戶所接受。後來他採用彩色平面裝飾紋樣來突出他所描繪的主題，當這些紋飾開始變成彌漫的金色，深陷其中而略微變形的人物，變得神秘而迷茫，令他大獲成功。克裡姆特留下的《吻》和幾幅人物肖像，一直陳列在奧地利畫廊。奧地利畫廊就是奧地利的國家美術館。這幾張畫簡直可以說是奧地利藝術的象徵，變成奧地利國家的一種標誌了。

　　名畫《阿德勒·布洛赫－鮑爾夫人肖像》的上拍，在幾年前奧地利人根本無法想像，他們視作國寶的藝術品怎麼會走向拍賣場？這後面有一個曲折而不尋常的故事。

　　肖像畫上的婦人叫阿德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奧地利糖業大王費爾迪南·布洛赫－鮑爾（Ferdinand Bloch-Bauer）的妻子。富有的費爾迪南本人其實是捷克斯洛伐克籍的猶太人。1907年，他重金邀請正處於創作盛期的克裡姆特，給妻子畫了幾幅肖像。費爾迪南買下其中兩幅，還同時買下了克裡姆特的四幅風景畫。在維也納，費爾迪南的住所就像是一座博物館，而請克裡姆特畫肖像，驗證了主人的藝術收藏眼光。

　　1925年，阿德勒突然去世。在去世前兩年的1923年，她曾經留下遺囑，提到了自己鍾愛的克裡姆特畫作：「我要求（ichbitte，德語『要求、懇求』）我的丈夫在他去世之後，把克裡姆特畫的兩張我的肖像和四張風景畫留給奧地利畫廊。」妻子死後，費爾迪南宣佈，對於這些畫，他會按照妻子的遺囑去做。他在家裡佈置了一間紀念屋，裡面總是擺滿鮮花。此外，屋裡只有妻子的肖像，這幅畫以金色為主色調，被稱為「金色克裡姆特」。

　　1936年，在奧地利畫廊的請求下，費爾迪南先捐了一張克裡姆特風景畫給他們。不久，歐洲局勢驟變，不論是費爾迪南的猶太人大企業家身份，還是他一貫的政治觀點，都會成為納粹的追捕目標。1938年，他扔下在奧地利的一切財產，匆匆逃離，先去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擁有的一個城堡，在納粹再次逼近的時候，他逃往瑞士。直到1945年，費爾迪南在流亡中去世。

　　費爾迪南和妻子沒有留下孩子，只有幾個侄輩很親近。在他最後的兩份遺囑中，前一份是宣佈廢除在此之前的遺囑的全部內容，後一份是把自己所有的財產留給三個侄輩。這時，他幾乎已經失去了一切。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盟軍沒收了許多被納粹掠奪的猶太人藝術品，集中在慕尼克。這些藝術品來自曾被納粹佔領的歐洲各國，其鑒定和歸還過程非常複雜。盟軍不接受原主人個人的歸還申請，而是交給戰後各國政府，由他們負責歸還自己的國民。戰爭結束後，作為軸心國一員的奧地利納粹政府當然垮臺了，可是戰後政府在對待歸還猶太人財產上，仍然態度苛刻。這種被猶太人感受為「敵意」的原因可能十分複雜，它和歷史上的歐洲反猶傳統有關，富裕的猶太人引人嫉妒，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時的奧地利總統在歸還猶太人財產問題上態度相當傲慢，他認為「總的來說，不能讓我們整個民族為猶太人的損失負什麼責任」。這位總統也是個學者，還曾經是阿德勒的朋友。

　　費爾迪南流亡後，失去了在奧地利的糖業公司，他的瑞士銀行股票被納粹拿走，他的家被佔用，成了奧地利的鐵道部。為掠奪費爾迪南龐大的藝術收藏，納粹特地派了一個專家小組到他家裡。費爾迪南收藏中著名的四百件一套的瓷器被拍賣，藝術品中的精品被送到維也納博物館，一些被送給希特勒和格林。納粹的律師也乘機留下幾件作為個人收藏。還有一部分準備留給希特勒籌備中的博物館。

　　費爾迪南遺囑的繼承人是三兄妹，瑪麗亞·阿爾特曼（MariaAltmann）和她的哥哥羅伯特（Robert）、姐姐路易絲（Luise）。他們在「二戰」期間都歷經磨難。1937年，二十一歲的瑪麗亞成婚時，費爾迪南把妻子的鑽石首飾送給了這個侄女。婚禮後僅僅幾個月，費爾迪南就被迫流亡。瑪麗亞的新婚丈夫被關入了達豪集中營，納粹抓他是為了侵吞財產。在交出產業之後，瑪麗亞的丈夫從達豪集中營出來，他們仍然被軟禁。費爾迪南送給瑪麗亞的首飾也被蓋世太保拿走，其中的鑽石項鍊被當作禮物送給了納粹頭子格林的夫人。最後，瑪麗亞和丈夫冒險逃離，輾轉來到美國。1945年費爾迪南去世的時候，他們已經是美國公民。羅伯特和另外兩個弟弟一起逃到加拿大。路易絲逃到南斯拉夫，她的丈夫卻在戰後被當作「資產階級分子」槍斃。劫後餘生，兄妹三人都已經流亡國外，就委託在奧地利的律師朋友黎奈克（Gustav Rinesch）幫忙，看看能不能追回一些財產。

　　黎奈克律師開始艱難的追索過程。他從納粹分子手裡追回了一件克裡姆特風景畫，又和維也納市政府打交道。市政府同意說另一幅克裡姆特風景畫「應該」歸還，可是卻要向原主索要市價。這幅畫其實在納粹期間就已經交奧地利畫廊收藏，畫廊則堅稱，根據阿德勒1923年的遺囑，這畫早就是捐贈品了，根本談不上歸還。阿德勒遺囑和法律檔都在畫廊手裡，黎奈克律師根本看不到。當時他一點不知道，奧地利畫廊主任加紮羅裡（Karl Garzarolli）其實完全清楚畫廊是非法佔有。1948年3月8日，加紮羅裡私下寫信給納粹時期的他的前任主任，明確表示，「布洛赫－鮑爾收藏」中的克裡姆特畫作，找不到任何合法的捐贈檔，所以他自己的處境變得「極為尷尬」。

　　加紮羅裡也清楚知道，劫後餘生的猶太人非常弱，根本無力保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因此，加紮羅裡並不想歸還非法佔有的畫作。1948年4月2日，他寫信給奧地利國家紀念館辦公室的負責人德慕斯（Otto Demus），對「布洛赫－鮑爾收藏」中的其他克裡姆特畫作表示關注。德慕斯第二天就給黎奈克律師打電話說，假如費爾迪南的繼承人堅持他們對「克裡姆特畫作」的擁有權而不「捐獻」出來的話，他們家的其他東西都休想得到出口許可。在這樣的壓力下，黎奈克律師答應妥協，作這種「捐獻交換出口」的交易。在檔中黎奈克律師寫道：「我依賴於你對公正的判斷。」在作出這個交易之前，黎奈克律師並沒有特地就「捐獻」徵求國外繼承人的意見。考慮到當時猶太人的處境和「國家」的強硬，黎奈克律師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捐出「克裡姆特畫作收藏」之後，他們的財物仍然被扣，只能繼續不斷「捐獻」藝術收藏，直到1949年，他們還在苦苦為索回私產而掙扎。不僅是藝術品，費爾迪南留下的巨大糖業工廠，奧地利只給六十萬美元補償，外加條件是繼承人捐出已經成為奧地利鐵道部的費爾迪南豪華私宅。

　　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只發生在這一家人身上。當時的猶太人倖存者大多流亡在國外。奧地利政府就利用了盟軍轉交給他們的權利和一些出口法規，扣住屬於猶太人的個人財產，並且以國家的名義，要求猶太人捐出大量藝術品，以換取將其他私人財產「出口」帶往居住國的許可。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歐洲其他國家，費爾迪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私產就全數都被扣下。歷經種族屠殺和完全沒有法治的時期，猶太人的生存狀態降到了最低點，能撿回一條命就已經很幸運。戰後索回私產的經驗，讓他們再次體會了被歧視和遭受掠奪的感受。可是，作為私人面對強大的國家和政府，都只能忍氣吞聲，讓它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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