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48)_林達

四八

　　故事並沒有結束

　　第一次讀這個故事，就是到這次撤離為止。年輕生命的倏忽即逝總是給人以觸動，更何況五個年輕志願者的經歷如此特別、結局如此慘烈。可是怎麼說，故事也該結束了，雖然它還留下一個懸案：救援人員從「棕櫚灘」撿回了殉難者留下的相機，膠片被沖洗出來。那些照片記錄了志願者們在遇難前一天和三個瓦歐達尼人的交往過程，可以看到這是個平常交往，友好、輕鬆。因此，遺屬和所有人心中都藏著個不解的謎：僅僅一天，為什麼一個普通交往就會轉向一場血腥屠殺，究竟為了什麼？

　　這個謎底似乎是無法揭開了。

　　一個浪潮掀過之後，一切歸於平靜。沒有想到的是，瓦歐達尼部落的故事還在被默默地寫下去。整個事件對美國來說，只是個民間新聞故事。在美國，這樣的事情不會有任何來自官方的樹立典範的宣揚。沒有官方推動，民間行為的持續，只能依託在一個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當時至少有一千名大學生，在這一事件影響下，報名參與海外傳教活動。有不少飛行員受這一事件感召志願加入MAF。對庫拉賴河畔瓦歐達尼部落的傳教計畫沒有中止，新的替補飛行員接替死去的薩因特來到這裡。原來的營地在繼續運作。

　　還不僅如此。真正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兩年後的1958年，殉難者的妻子、家人，會帶著孩子回到親人遇難的地方，繼續嘗試和那些殺死了她們親人的部落民交朋友。還把這樣的努力在自己家族裡一代代地傳下去。

　　納特·薩因特從小是由姐姐瑞秋·薩因特帶大。瑞秋和另一個遇難者伊里亞德的遺孀伊莉莎白一起，默默續下了新的工作合約。信仰令她們沒有仇恨，也支撐她們把親人留下的事業繼續下去。對她們來說，還是原來簡單道理的延續：長矛仇殺還沒有被終止，就需要有人去「告訴」瓦歐達尼人，把他們從蒙昧的黑暗中領出來。在我們看來，即便有人這樣去做，也是一個不尋常行為；對她們來說，卻理所當然。正是這一點差別，讓我看到自己和她們之間難以輕易跨過的鴻溝。

　　隨她們來到這裡的還有已經成為基督徒的印第安人達玉瑪。她聽說「棕櫚灘悲劇」之後，對自己族人毫無意義的動輒殺戮，也感到非常無奈和哀傷，她自己也是這種「文化」的受害者。因此，她想做些什麼幫助志願者們，但卻不能貿然回家。時機來臨是以後的事情，漸漸有消息傳出，當年追殺達玉瑪的印第安男子已經死去，是達玉瑪回家的時候了。

　　達玉瑪活著回來，令瓦歐達尼部落大吃一驚。通過他們告訴達玉瑪的往事，當年謎一般的悲劇經過也被揭開：1956年1月7日，那五個青年志願者最後一夜住在「棕櫚灘」的樹屋上。他們一點都不知道，瓦歐達尼部落有五個男人正在準備殺死他們的長矛。決定他們命運的竟然是部落的一件「家務事」。在此之前，部落不滿意男子尼奇維和少女吉瑪利交往，於是告訴他們，必須在吉瑪利姑姑明塔卡看管下，他倆才能夠待在一起。就是在這樣背景下，三人一起來到「棕櫚灘」，志願者們當然對這些一無所知。1月7日那天，這對戀人獨自回到部落。為應付部落的追究，尼奇維謊報說有外來者要追殺他們，在驚慌逃跑之中，他們才離開了明塔卡。部落人信以為真，當場拍板定下這場殺戮。事情荒唐而可悲，可是對瓦歐達尼人，這很正常，為一件小事而屠殺，天天都可能發生。

　　達玉瑪成為志願者們和部落的一個橋樑。她告訴族人：終生在殺戮中的恐懼生活是可以改變的，並非整個世界都生活在這樣的狀態下。在她的幫助下，瓦歐達尼人發出邀請。在悲劇發生兩年後的1958年，終於等到這一天：瑞秋·薩因特和伊莉莎白·伊里亞德——當年遇難者的姐姐和妻子，一起走進這個殺死她們親人的部落。那是整個事件的真正轉折，她們代表「棕櫚灘」遇難群體的遺屬們來到這裡，不是來報復，只是帶來和平，沒有仇恨，唯有關心和愛。在這個部落的歷史上，他們第一次看到，殺戮有可能並不引出報復。那是一種異質的精神層面的陌生。

　　帶著伊里亞德留下的剛剛學步的女兒瓦萊麗（Valerie），伊莉莎白·伊里亞德在部落裡住下來。後來，納特·薩因特留下的孩子，史蒂夫·薩因特（Steve Saint）也隨瑞秋姑姑在部落裡生活過。父親被殺死的時候，他只有五歲。十四歲的時候，史蒂夫和姐姐一起，就在他們父親被殺死的河水裡接受洗禮。他很自然地漸漸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另一個家。他說：在這裡，每個孩子都有家人曾被長矛刺死，我父親也是，這讓我感覺自己是這個部落的一員。

　　史蒂夫·薩因特在離開之後，每年都來部落看他的瑞秋姑姑。在瑞秋·薩因特等志願者長期的努力下，這個部落中的大多數人，包括那些當年殺死了五名志願者的殺手，放下了殺戮同類的長矛。

　　瑞秋·薩因特的後半生一直住在瓦歐達尼人中間，直到1994年去世。史蒂夫·薩因特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姑姑去世後，他帶著家人在部落裡住了一年半，他和那個「厄瓜多爾的家」始終保持聯繫。近年，瓦歐達尼部落要求他回去，「教他們一些只有外面人才會的事情」。史蒂夫·薩因特去的時候，帶去一些牙醫的器具，還帶了自己的三個孫子孫女。

　　史蒂夫·薩因特還帶去另兩個女孩，她們是當年被殺死在河邊的另外兩個遇難者的孫輩。其中那個叫做海倫（Helena Weatherall）的女孩這樣描述自己承繼的外祖父留下的工作，她說：現在，好多大學生正在到尼泊爾這樣的地方旅行。那是幾天，也許一個星期，你覺得很有意思。可是，你設想一下，假如是奉獻你整個一生，並且說「我要留下來和他們住在一起，而且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那可是有點不一樣的事情」。

　　海倫的父母是在德國工作的志願者，她的丈夫是在中東工作的志願者。不管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麼，在最危險和最困難的地方，總是有這樣有信仰的志願者默默工作，救死、扶傷、助貧。他們對災難的發生根源無能為力，他們的信仰令他們幫助災難中無助的個人。如果他們為此失去生命，常常沒有人會注意。

　　我想起我的天主教苦修派修道院的朋友弗蘭西斯講的一個故事。他們教派的幾個修士在非洲工作，那裡突然戰事四起。志願者們被一群暴徒圍住。暴徒對這些修士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是殺個人根本不會眨一下眼睛的人。修士回答，我是在你屠刀落下的時候，也不會眨一下眼睛的人。

　　他們走著自己的信仰之路，不管我們這些外人能否理解他們。對於他們個人，這只是信仰，但他們的集合和傳承，就成為文化積澱不可忽略的一個部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