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47)_林達

四七

　　用生命來嘗試

　　對這五個年輕的家庭來說，他們的目標就是想用和平的福音，去停止一個原始部落的殺戮長矛。

　　這就是當初傳教航空聯誼會（MAF）成立時的構想。他們有了MAF提供的小型飛機，就有可能去人跡罕至的地區，履行自己的使命。他們的小飛機塗著亮黃色，很是醒目。飛機先把他們帶到一個傳說中奧喀斯出沒的地區附近，然後，在一片潮濕悶熱的密密雨林中，他們建起營地來，與野獸和蟒蛇為鄰。與外界的唯一聯繫，就是MAF給他們的無線電通訊設備。

　　他們差不多都是來自涼爽的美國北方，卻要適應亞馬遜流域熱帶原始森林的環境，不僅是男人，還有女人和他們的孩子。在此後留下的資料影片中，有一些是他們營地的生活狀況，那是五個家庭聚成的大家庭，艱苦卻也快樂。他們的表情是平和而快樂的，顯然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雖然並不清楚將有什麼在等待著他們。

　　他們開始尋找奧喀斯部落的蹤跡。每天，飛行員帶著同伴出航，在一片綠色的雨林上空盤旋尋覓。他們終於發現，在密密的綠色之中露出一個被開拓出來的「斑點」，那是人的聚落！雖然「找到」了，可是根據以往有關奧喀斯部落和外界偶遇時的殺戮記錄，立即展開面對面的接觸幾乎不可能。

　　就在他們努力的同時，薩因特的姐姐瑞秋（Rachel Saint）也在附近參加類似工作。她在厄瓜多爾人的茶葉農莊裡，巧遇了兩個幹活的印第安女孩，原來這兩個女孩是躲避同部落男人的追殺而逃亡出來的奧喀斯人。瑞秋開始和她們做朋友，這才知道，她們把自己的部落叫做瓦歐達尼。瑞秋把其中一個叫做達玉瑪（Dayuma）的女孩帶到自己住的地方埃蘭（Ila），向她學習部落語言。如同撥開密密叢林，通往「殺手奧喀斯」部落之路，終於隱隱露出來。消息傳來，吉姆·伊里亞德風塵僕僕，特地趕到埃蘭，向達玉瑪學了一些最基本的交往語言。

　　就這樣，他們一步步在朝著目標往前走。

　　在美國家裡的時候，有一次薩因特在鉛筆上拴了一根繩子，捏著繩子的端點畫圈，然後對妻子解說，他們沒有直升機，他在考慮怎樣利用小飛機繞圈飛行，控制直徑和速度，使吊在下面的東西能夠「定點」。現在，他們就運用自己發明的「技術」，開始嘗試間接接觸，為此他們還改進了飛機。1955年10月，在瓦歐達尼部落的上空，他們「定點」地送下去一個籃子，籃子裡是五個家庭精心準備的禮物。看到收上來的籃子空了，他們覺得：已經又向前走出了一步。

　　11月12日，他們還是像往常一樣送下禮物。這一次，收上來的籃子不是空的，籃子裡系著一隻大大的、美麗的熱帶鳥，那是來自奧喀斯人的禮物！回到營地他們興奮異常。五家人一起商量，他們是不是要冒險向前再走一步。他們覺得，「面對面接觸」的時機，似乎已經來臨。

　　這一步他們遲早會走出去，只是什麼時候、如何走的問題。他們還是很小心地策劃著。一個妻子提出來：她們隨丈夫一起從庫拉賴河進入，把營地往裡再移一步。丈夫們反對：太危險，還是他們先進去，建立一個臨時營地。他們已經從飛機上看好一個河灘，那裡可以起降小型飛機。五個年輕人都自願要去。

　　1956年1月3日，他們在營地舉行了最後一次祈禱聚會，然後飛往距離奧喀斯部落四英里的庫拉賴河畔，一次次地運送材料建立了臨時營地，還在大樹上搭建了一個「樹屋」。他們把這裡叫做「棕櫚灘」。對於他們的妻子們，那是一段非常緊張的日子。他們都知道，以前有一些和他們一樣的人，因為做同樣的事情，結果被南美印第安人殺死。在1944年，就有四個義務工作者被殺死在玻利維亞的叢林裡。因此，「棕櫚灘」經常和營地保持無線電聯繫，營地再向MFA通報情況。

　　三天后的1月6日，「棕櫚灘」上終於出現了三個瓦歐達尼印第安人，兩個女人，一個三十歲男人。志願者們自己稱那名男子「喬治」，幾年後才知道，他叫尼奇維（Naenkiwi），一個才十幾歲的女孩正是達玉瑪的妹妹吉瑪利（Gimari），那個婦人是她的姑姑明塔卡（Mintaka）。吉姆·伊里亞德試著用學來的瓦歐達尼語，加上手勢和他們簡單交流。傳說中的「殺手奧喀斯」看上去似乎並不可怕，他們也好奇，也一樣微笑。應「喬治」的要求，薩因特用小飛機把他帶到部落上空，他高興地探出身子，對下麵大喊大叫。第二天，一對男女印第安人離開回部落，講好隔天再來。看來一切都正常。

　　1956年1月8日，納特·薩因特用飛機的設備呼叫營地，把這一切通知妻子，他們估計大約下午兩點半，印第安人還會來訪。薩因特答應在四點三十五分再次與營地聯繫。

　　可是，從此再沒有傳來他們的呼叫聲。他們失蹤了。

　　五個年輕志願者失蹤的消息傳回美國，立即有志願者組成搜索小組。在他們失蹤地點附近，一名飛行員從空中俯瞰，發現河裡有屍體。情況不明，降落條件困難，飛行員不敢貿然下去。美國有許多類似的民間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在海外活動，例如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大名鼎鼎的飛虎隊，一開始就是這樣一個由飛行志願者組成的民間組織，而不是政府派出的軍隊。在一般情況下，絕大多數民間活動由於規模小，美國政府都並不清楚。可是，一旦發生在海外的美國公民有危急情況，政府自然有責任救助。但是人不在美國本土，涉及主權問題，政府出面救助有時就很困難。最後，美國和厄瓜多爾達成諒解，由美國空軍的直升飛機，進入這個地區實行救援。

　　五個年輕人都找到了，他們被長矛多次刺殺至死後扔在河中。飛行員薩因特被砸碎的手錶上，時間停留在三點十二分。

　　通過媒體的報導，消息已經傳開。因此，在美國空軍派去厄瓜多爾的救援飛機上，還載著一些報刊記者，其中就有著名的《生活》（Life）雜誌的匈牙利裔攝影記者康奈爾·卡帕（Cornell Capa）。

　　康奈爾·卡帕是「二戰」期間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的弟弟。羅伯特·卡帕拍攝過大量1936年西班牙內戰和「二戰」期間反法西斯戰爭的照片，也拍攝過中國的抗日戰爭，最後死在1954年越法戰爭的採訪拍攝中。他的一系列傳奇故事和精彩的戰地攝影世界聞名。康奈爾·卡帕的攝影風格有些不同，可他也是個非常踏實的攝影記者，有精細的藝術感覺，也對重大社會事件和政治事件具有特殊的職業敏感。他們兄弟二人的攝影作品近年還一起在日本展出過。

　　康奈爾·卡帕拍攝了整個過程，從尋找失蹤者到最後一名殉難者被葬入墳墓。在為《生活》工作之前，康奈爾·卡帕本人和這次失蹤的薩因特一樣，也曾是「二戰」中的美國空軍飛行員。料想這個特殊的航空聯誼會與昔日戰友的特殊選擇和遭遇，一定先震撼了攝影家本人，所以，他感性的新聞照片才和《生活》的報導一起，震動了所有的人。有人說，這一類的殉難事件很多，一般都不為人知曉，是康奈爾·卡帕的攝影鏡頭，才使得這一殉難事件成為二十世紀美國最重大的新聞事件之一。

　　這個區域仍處於危險狀態，美國空軍的任務是救援，雖然救援人員都有武器，也要儘量避免衝突。因此，死者被匆匆在當地安葬，五個家庭的遺孀沒有能夠去墓地送行。1956年1月13日，空軍的直升飛機在離開之前，特地帶著她們，圍繞親人遇難的沙灘和墓地的上空飛行以告別。

　　幾年後才得知，有五個印第安人攻擊了他們。五個被殺害的年輕志願者中，有兩個是「二戰」戰場上回來的士兵，在總部的堅持下，也都帶了自衛防身的手槍。可是在生死關頭，大多沒有開槍而束手被害。後來知道，只有一個志願者最後開了一槍自衛，致使一名攻擊者受傷，在回去很久之後死去。可以想像，假如他們都積極自衛，絕不會是這樣的結果。一位遺孀對這樣的結果卻並不意外，她回憶說：丈夫臨行對她說，不論發生什麼，我都不會動用武器，「對於進天堂，我已經準備好了，可是他們卻還沒有」。

　　直升飛機載著所有的遺屬和孩子，全部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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