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44)_林達

四四

　　印度另一個政治領袖真納，就贊成另一條思路。真納的氣質風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很好的教育，思維敏捷，是一個成功的律師，也是一個憲政主義者和立法人。在歷史變化中的英國殖民政府，面對百年複雜局面，法治狀態也有過多次反復。真納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時刻，憤而退出立法議會表示抗議。可是他的基本態度是個法律人，他始終反對甘地以群眾運動對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開批評甘地的群眾運動到哪裡，哪裡就開始混亂。他不贊成甘地經常以發動成萬成萬的民眾主動違法入獄的做法。他反對甘地的非暴力抵制，這些抵制包括拒絕納稅，拒絕服兵役，印度公務員全部退出公職，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制法庭，學生全部離開公立學校，焚燒洋貨和抵制英國紡織品等等。在甘地號召下，青年學生成為非暴力運動主力，紛紛退學「殺向社會」。在這次運動中，有三千名研究生、六千多名大學生和四萬多名中學生退學。當時不但暴力衝突和死亡不斷，更有民眾連續挑戰法律、自動入獄，「以前被社會認為是不光彩的入獄，現在被看作是愛國主義的最高獎賞」。

　　作為國大党創始人，真納認為甘地改變了國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獨立之前，逐步擴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為政府公務員、健全法制、發展現代教育，曾經是印度知識精英長期努力的目標。而現在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號下，在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上倒行逆施，最終傷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長遠利益和民眾利益。例如，後來的印度女總理、當時還是小女孩的英·甘地就因此離開學校，聘請家庭教師讀書，可是並非每一個印度孩子都能夠有這樣的條件。

　　如甘地對泰戈爾說的，他「夜以繼日，絞盡腦汁」只是要找一個再次發起非暴力運動的突破口，反鹽稅就是他找到的突破口，這只是逼迫英國人的一個手段，目的並不是鹽稅本身。採用長期、持續不斷的非暴力群眾運動，是個緊逼盯人的策略，因為不論怎樣，對方都是輸家。它的目標是快速的根本變革，在印度當時的情況下，是以支付正在行進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設為代價的，印度民眾本來就薄弱的法治觀念也被毀壞殆盡。真納在給甘地的信中說：「你的方式已經在迄今為止你所接近的幾乎每個組織中，以及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國民眾都在鋌而走險，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徹底的無組織和無秩序，其後果如何，我焦慮地注視著。」

　　在甘地、真納不同態度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古代社會如何應對近代化現代化全球化的問題。英治印度從古代社會進入近現代的同時，英國本身也經歷了工業革命，先發工業國家向滯後的農業國大量收購原料，反過來傾銷成品，也是殘酷卻無法避免的歷史現實。對於生產力處於古代水準、自給自足的印度，必然帶來巨大衝擊。例如，印度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土布和洋布的轉化。英國突然發展了紡織工業，就收購大量棉花並反銷廉價的機織洋布，使得印度成千上萬的土布織工突然失業陷於絕境。究竟是積極應對「轉型」，還是堅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納入近代化軌道，是一個決定命運的選擇。這也是甘地和真納們的分歧所在。問題不是人最終是否應該回歸自然的哲理討論，問題是：在印度當時的時間、條件、地點之下，究竟什麼是歷史的必然。甘地自己從此一身土布「拖地」，要求全國民眾回歸土布手搖紡車時代，盡燒價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國大黨人必須以每日親自紡紗若干作為黨費交納。最後實在無法推行，不了了之。而真納對這種勉強拖住歷史車輪的觀念和做法，不屑一顧。

　　甘地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在當時就風靡全球，包括風靡英國。它的歷史背景是：包含英國在內，強國對殖民歷史本身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譴責；甘地大量反暴力哲人格言，展現出的對民眾的號召力。一身「拖地」紡紗和東方式神秘，不斷入獄絕食的政治道德形象，都使甘地成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將一種類宗教的追求，轉化為和法治逆向的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在一個兩億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國付諸實踐，必定會埋下隱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僅在實踐中出現種種問題，在理論上也走向極端，邏輯混亂，令人困擾。1936年8月，甘地曾經接見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便是沒有奉行非暴力主張。不久甘地接見世界基督教領袖，再次提到：「不管怎麼說，中國不是在實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對日抗戰，說明中國從來沒有非暴力意願。如果說它只是自衛，從非暴力原則來說，這不是理由。」他說：「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假如中國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中國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著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中國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

　　作為個人來說，任何作為個人立場的和平主義信念，都是必須得到尊重的，「二戰」期間，英美都有甄別「基於宗教信仰的和平主義者」的機構，得到確認的公民可以免服兵役，以保護宗教自由。甘地不一樣，他的非暴力不僅是個人信念，還是要廣泛發動的群眾運動，他有關戰爭的理論和信念，要擴大向全民宣揚，要發動整個印度民眾抵制協助盟軍參戰。英國的印度總督接見了甘地，表示尊重他的個人信念，卻希望他不要在反法西斯戰爭的緊要關頭煽動民眾反戰，也不要動搖作為盟軍一部分的印度軍隊的軍心。在戰時，這樣的煽動是違法的。甘地不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危急局勢，以及戰時狀況的特殊，反而認為，是否容許公開宣揚，是在捍衛「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以及相關行為，是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宣言以非暴力替代戰爭，正是拯救西歐免遭屠殺的福音」。

　　總督兩度與甘地會談，總督認為，甘地作為個人並非沒有言論自由：「你是徹底反對履行作戰義務，並且已經公開表達過了。」總督說：「但是我不能讓你向別人，向戰士或軍工廠工人，進行反戰宣傳，削弱民心士氣。」總督告訴甘地，在「二戰」危急關頭「說是反戰而不危及印度利益，是不可能的。這個利益也包括了你們要求的言論自由」。總督的意思很簡單，假如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獲勝，印度的利益和自由也都不復存在。

　　而甘地仍然堅持己見，發動了十四個月的非暴力反戰宣傳運動，有兩萬五千人因此陸續被捕，卻也很快盡數釋放。不久，德軍攻入蘇聯，然後珍珠港襲擊事件爆發，日本投入遠東戰爭。爭取反戰之「言論自由」的非暴力運動在印度也越來越不得人心，難以為繼，最後草草收場。

　　國大党一些領導人和甘地想法不同，他們一直希望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以戰爭配合來作有關快速獨立的政治交易。多年來，印度的自治權一直在不斷擴大和加強，此時英國政府承諾印度再次立憲，印度作為自治領，建立自己完全的民選政府。可是鑒於戰爭局勢，在此之前，仍由原來政府負責國防事務，使印度成為整個反法西斯戰局的一員。實際上，此刻的印度政府已經相當「印度化」了。而甘地要求的是「立即完全」的獨立，由印度立即接管國防和軍隊。那是1942年，不僅中國，整個東南亞危在旦夕，這樣的條件是英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在甘地起草的國大黨決議中，說立即獨立方案的挫敗，「已經在印度迅速引起廣泛的仇英情緒，並且滿意日本的軍事勝利」。

　　就在「二戰」局勢最緊張的關頭，甘地「積二十二年鬥爭經驗，動員所有的力量」，發動領導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非暴力運動。印度政府以總督名義發表了一個國務會議的決議：「國大黨正在從事某種非法活動的準備，甚至已發生暴力事件，破壞通訊和公共事業，煽動罷工，妨礙公務，阻礙政務，政府曾對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無效果。對此挑釁，政府被迫起而應對。」此時若「採納國大黨要求，印度會立即變成無政府狀態，使印度為人類自由之共同目標所做的努力，全部失敗」。隨後，甘地和他的秘書被逮捕軟禁，家屬可隨行照顧生活。七天后甘地秘書心臟病突發而死。他的死亡引發民眾猜忌，立即爆發全國流血暴動，攻打警局，暴亂中各地也發生員警開槍，全國死亡超過九百人。

　　「二戰」結束，英國人開始履行撤出的承諾。一次次甘地帶領的「非暴力運動」，因其轟轟烈烈，成為獨立進程最搶眼的標誌。其實，這是一個複雜推動的歷史結果。有雙方無數政治家的努力，也由於雙方的歷史前行而推動進步。英國從東印度公司開始，到後來女王下詔，直至離開，有兩三百年的過程，英國本身也在經歷驚人的變化，包括英國對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質的改變。香港也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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