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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甘地說過:「假定有一種人,決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會感覺自己的恐怖手段無效了。如果有足夠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終有一天他會感覺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開會,決定它們都不再怕貓,大家跑進貓嘴,那時老鼠就都能活命了。」這是甘地一個極端的說法。至少很多人相信,印度獨立是甘地的非暴力敢死隊挑戰暴君勝利的單方面結果。實際上,這也是英國的政治和制度改進的結果。三百年來,英國從一個老牌殖民者,變為「二戰」中進步力量的代表之一。

  英國人撤出印度的計畫,其實很早就基本定下來。只是具體怎麼做的問題:是作為英聯邦中一個自治領還是徹底獨立。如何定位一直是需要五百多個小邦國雙方政治家反復協商的。長期以來,印度群眾運動中的宗教式的政治熱情高燒不退,一個標誌就是宗教衝突綿延不斷。英國人認為他們此時撤離可能會出現騷亂和動盪的局面。但接近勝利的印度政治家們摩拳擦掌,期望徹底接下這個國家。在外部壓力事實上已經撤出的時候,內部宗教衝突開始激化,印度變得像個火藥桶了。

  甘地引發非暴力運動的具體訴求,只是一個發動運動的「由頭」。支持「哈裡發運動」也是如此。自古以來伊斯蘭帝國實行政教合一的哈裡發制度。最終在1924年由土耳其的凱末爾廢除古制。在此之前,印度的伊斯蘭社區,要求英國和土耳其簽訂合約時保障傳統的哈裡發制度和哈裡發的地位,甘地也動員印度教民眾支持「哈裡發運動」。相反,作為穆斯林的真納,卻和「哈裡發委員會」保持距離,也反對甘地的做法。非暴力反英運動納入宗教訴求之後,引發的暴力遂不可收拾。甘地叫停後,印度教徒很容易就停下來,哈裡發對他們來說,本來就是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可情緒被煽到高潮的伊斯蘭群體,頓時覺得自己被印度教徒出賣。此後幾年,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發生了幾十次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大量死傷。這些衝突又催生了雙方的宗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長時間,穆斯林聯盟的訴求是他們要作為一個獨立政黨和國大黨平等,而國大黨更多時間表現出來的是一黨獨大的傲慢:要求對方解散,成員加入本党,然後分一定比例席位給他們。

  英國人離開之前的宗教和政治衝突,是印度已經高度政治自治的結果。而甘地和國大党都曾表現出對少數社群的忽略與不尊重。各省立法議會開會,首先演奏反伊斯蘭教的「民族歌曲」;國大黨管轄的各省,學校課本內容都是對印度教的宣言。穆斯林的呼喚祈禱被禁止,清真寺的禮拜被襲擊,甚至發生印度教徒作偽證,誣陷整個穆斯林村莊所有村民都參與謀殺。在作為少數群體的穆斯林沒有安全感的時候,國大黨又不願意和他們的代表合理分享政治權力。

  穆斯林政治精英在很長時間裡,一直堅持要維持一個完整的印度。可是終於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國。政治談判不成,從穆斯林聯盟號召「直接行動」的抗議開始,直至後來分治期間的暴民互相殘殺,印度淪為自相殘殺的殺戮場。在甘地領導印度獨立運動的四十多年裡,雙方失控,導致警民共將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國人撤離的一年之內,印人自相殘殺約達一百萬人①。最後,甘地以「聖雄」的聲望,用絕食平息騷亂,創造了最後一個奇跡。

  【①在寫《我也有一個夢想》時,我曾簡單提到這一段歷史。我當時採用了我見到的最小數位,死亡四十萬人。後來查閱不同資料,大多認為沒有準確數字,歷史學家們估計死亡在一百萬人到兩百萬人之間。】

  的確,一年如此殺下來,也該罷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刺殺,有如求仁得仁,給一個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業,畫下一個圓滿的句點。

  此後,世界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勞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問:在一個非暴力的故鄉,在非暴力的理論和實踐盛行四十多年後,殖民者終於撤離了,但為什麼會充滿如此暴戾的血腥之氣。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單方條件能夠決定的。挑戰一個有法治傳統的政府會產生作用,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希特勒的納粹政府是無效的。更不要說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為一個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議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號召者並不能因為「非暴力」三個字就佔據一個永遠不錯的道德高位和自詡「政治正確」。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明知對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導致大量民眾流血犧牲的時候,領導者是應該有所顧忌的。非暴力抗議和民眾的素質也有關。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國家,民眾對政府做法不滿意,決定大家有時間限制、有條件限制地抗議表達,是一種非暴力抗議方式。而在一個社會條件不成熟、民眾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會,進行大規模、無休止、具有挑戰性、不達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運動,又是另外一回事。後者很可能引發大規模暴力流血的後果來。這和它的物件有關,和要達到的目標、方式、時機等等都有關。總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領域後,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武器,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甘地的非暴力絕非和平概念,那是時時提到死亡和獻身、介於和平與暴力之間的一種政治手段。

  發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歷史,可以說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歷史存在,可是事後我們假如沉醉於張揚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這段歷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種很輕率的態度。後代政治家運用非暴力手段時,其實必須非常負責任地、謹慎地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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