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37)_林達

三七

　　鐘斯爵士是個語言天才。他從伊頓公學畢業，可家境並不富裕，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讀研究生拿著獎學金，還必須當家庭教師補貼生活費用，他因此教了戴安娜王妃的先輩斯賓塞伯爵，同時還兼作書籍翻譯。二十三歲時的鐘斯爵士已經享有東方研究盛譽，他曾經應丹麥國王克利斯蒂安七世的要求，把一本波斯語的書翻成法語。國王還曾親自拜訪了他。這樣過了幾年，鐘斯爵士不滿足自己的生活，作為一個東方研究者，他自然嚮往東方。於是，他又進入倫敦法學院學習，這樣才得到了這個去印度工作的機會和資格。

　　通常，我們在描繪殖民地官員，也就是所謂殖民者的時候，總是把他們和殖民主義政治概念聯繫在一起，很容易臉譜化。其實就個體來說，他們中間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尤其是在那個交通不便，不發達地區還非常不發達的年代。這些人往往更富於探險精神或者說冒險精神，也可能對異國文化特別有好奇心，或者性格中有些特別不安分的衝動等等。

　　鐘斯爵士一直認為，東方古文化高於希臘和羅馬文化，他認為印度的文化和學術在人類發展歷史上特別重要。他深入研究，後來撰寫出版了伊斯蘭法律和印度法律的專著。這也讓我想起以前讀到過一個叫查理斯·貝爾的英國殖民官員的故事，他駐紮在接近西藏的印度邊境小城，也就入迷學習藏文和藏文化，後來被英國印度殖民政府派進西藏，而他當時涉及外交的許多看法，常常和英國政府相左。究其根源，也是源於他受到當地文化的感染和自己與當地那種不由自主的感情融合。

　　鐘斯爵士很小就會寫基本的中文，會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等等，在他四十七歲去世的時候，已經精通十三種語言和熟練運用二十八種語言。抵達印度之後，他發現印度教的大多古經卷都是梵語，而梵語在當地現實生活中已經銷聲匿跡，他馬上就興致勃勃地開始學習古梵語。

　　憑著語言學家的敏感，他很快注意到一些梵語詞在拉丁語中有近似的變體。例如，「trayas」是梵語的「三」，拉丁語是「tres」，希臘語是「trias」；在十以內數字中，這種相近的變體詞經常出現；又如梵語的「兄弟」是bhrata，德語是「Bruder」，梵語的父親是「pitar」，而拉丁語和德語分別是「pater」和「Vater」。雖然他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些語言關聯的人，但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得出清晰承襲脈絡的人。也許，巴別塔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閃而過，他漸漸認定，梵語在雅利安語群中起著關鍵作用，這些語言非常可能有一個共同來源。

　　1786年2月2日，在開始學習梵語六個月之後，鐘斯爵士在亞洲學會宣讀了他的研究報告，此舉被語言學界看作是比較語言學的真正起點，他在發言中的那段結論，成為語言學歷史上的經典，被各種書一引再引：

　　不管梵語是多麼古老，它有著奇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豐富，比二者都更為精緻精確，不論是動詞詞根，還是語法結構的雷同，它們負有近親關係的可能，更強過偶然巧合。這種聯繫是如此之強，以致每一個考察過這三個語言的語言學家，都會相信它們有過一個共同來源。同時，對於混合了不同方言土語的哥特人和凱爾特人語言，雖然說服力不如前述，但是仍然有理由假設，他們也有共同梵語源頭。古波斯語也可能會加入這個語言家族。

　　在語言的變動流逝之中，大家尋找著語言的「巴別塔遺存」，鐘斯爵士成功地找到了一條骨幹。它不同于考古中常有的古語言識別，也不僅是一個語言學概念，它和史前考古探討的問題異曲同工：它追蹤語言流向，涉及人種和文明遷徙，描繪擴張和發展交流的歷史圖景。在廣泛的文化興趣研究傳統下，由眾人參與、每人積累一點的研究，到一定的時候會一點點撥開蓋在人類古文明上面厚厚的沙土堆積。

　　雖然還有質疑和反對意見，可一個世紀來語言學界基本相信，他們找到了至少是一個非常廣泛區域的「巴別塔」語言遺存，各國各族的祖先在幾千年前曾經使用的共同語言，語言學家給了它一個名字：原始印歐語。他們認為，它覆蓋了大部分今天的歐洲語系、波爾多—斯拉夫語系、印度—波斯語系等等。語言學家甚至根據語言規律，在原始印歐語的後代語言中收集證據，試圖大致恢復這個已經消失幾千年的原始語言。這很像今天用頭蓋骨恢復面容的技術。例如，今天大部分歐洲和西亞語言的「母親」，開端發音都是「m」，也就可以合理假設，原始印歐語的「母親」的開端發音也是「m」。近年來電腦的發展，使得大規模的語言比較分析成為可能，研究的結果，甚至把原始印歐語更往前推到了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語言學家認為，一些簡單數字以及「我」、「我們」這樣的簡單用字，它的發音可能在某些後代語言中，沒有太大變化，一直留存到今天。

　　鄭和下西洋是一個東方壯舉。今天還有人認為，他當年就抵達了美洲，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研究結果出版後，至少在美國長銷不衰。我最近去書店，還看到它撐在書架上，真是撐很多年了。鄭和是皇上的船隊，探險時間相對不長。而西方殖民歷史的時間長，有無數個人散戶，懷著文化好奇的衝動，像鐘斯爵士一樣深入殖民地。他們帶著母國文化的深深烙印，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和榮譽感，甚至在殖民軍官中也有這樣的人物。

　　詹姆斯·李索爾在《登船攻擊：加爾各答輕騎隊的最後攻擊》一書中，就曾經生動描繪了這樣一群懷著特殊榮譽感的英國印度殖民地的退伍老兵。這本書後來被拍成電影《海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上映過。它講述了一個真實故事：在「二戰」中，德國軍事情報機構利用印度葡屬中立南方沿海，向潛艇傳送盟軍軍艦經過當地的情報，由德國潛艇發動攻擊。英國動員這些退伍老兵參與秘密行動，但在招募前就講清楚，由於德船有葡屬中立領土掩護，英國常規軍隊無法採取行動。為了免於外交糾紛，他們戰死戰傷都不會有任何榮譽和撫恤，沒有人會知道他們。誰知，這樣的無名英雄待遇一宣佈，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正中下懷：「我們就喜歡這樣！就喜歡這樣！」結果炸沉了三艘德國的情報船。直到三十五年後的1978年，他們的事蹟才被公開。

　　殖民本身，是人類文明經歷過的一段強者邏輯的歷史，它的必然發生也如它必然隨著文明的進步逐漸走進歷史。可是回顧殖民歷史，假如完全採取在政治層面簡化敘述，忽略下面豐富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一概以文化侵略論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後面的發展脈絡，錯過了其中包含的學習和瞭解另一種文化的內容，當然也可惜了那些好故事。

　　亞洲學學會是一個私人興趣的小圈子，歐洲人和當地印度學者的平等交流也需要時間。一開始只是歐洲人自己「玩」。到1829年，亞洲學學會開始邀請一些印度人成為會員。1885年，遠在印度獨立的四十二年前，這個協會已經有了第一個印度人擔任主席。學會的開放來自文化上的視野，他們的眼光一直探入史前，深入人類文化的源頭，各人種和文化分支的遷徙流動、交流互動、產生和消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大圖景，大家可能曾經說著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祖先，這一切超越了種族的樊籬和狹隘的文化隔閡。許多現代觀念，在這些看來毫不相干的研究中自然生成。

　　可惜的是，創辦亞洲學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威廉·鐘斯爵士，十年後就去世了，年僅四十七歲。他的墳墓今天還留在那裡，留在他迷戀的印度加爾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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