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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殖民者和語言考古

  讀完《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後,寫過一點體會,因是門外漢越界,寫完就不放心,於是去譯者黃其煦先生那裡求個「准」字。專家都是大人大量,總算沒笑話我,還講了個故事給我聽。他說「現在學生上學讀專業也是看家境。有錢的全去讀MBA之類,這些沒有多少掙錢出路的專業,譬如考古,都是家境不好的人才去讀,因為畢業之後的工作就是刨土坑。這引起了他的感慨,在國外是相反,考古是有錢人玩的東西,至少是真有興趣的人才學。德國就很有意思,德國的國家考古研究所不隸屬於任何科學研究部門,而是由外交部管轄。因為從歷史上看,德國在近東、中東的考古就是由當時的外交官開創的,他們組成了考古組織,逐步擴大,沿襲至今,外人很難想像個中的原因。他還說:「當初我到德國讀書,就是考古所的一個分所所長提攜,可是所裡卻不能招學生,於是就到科隆大學去註冊。以後才知道,考古所算是個衙門。後來安志敏先生被德國考古所授了一個外籍院士,所長不讓事先告訴他,我在大會上給他當翻譯,安先生才知道。我說,這回您就算是半個德國外交官了。他心裡還打鼓,說要是這樣,回去要彙報,說清楚才好,免得以後有麻煩。」

  這讓我想起讀考古史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西方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從西元前就開始的廣泛「研究興趣」或者說「哲學入迷」。聽了他的故事,我想到那些西方外交官開創考古的「個中原因」。大量西方外交官、殖民地官員都熱衷考古、研究當地文化,從1871年開始,德國考古研究所就成為普魯士政府的一個機構,1874年成為帝國的一個機構。我曾經讀到過一些別的故事,忍不住又想寫出來。其中很有意思的一個,也和考古相關,不過那算是「語言考古」了。

  大家都知道,在《聖經》「創世紀」裡,有個巴別塔故事。說的是在著名大洪水之後,人們代代相承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漸漸地,「人」感覺自己的能力越來越強,野心膨脹,決定要在今天伊拉克的古巴比倫城,建一座巨大無比的城市,使得人類不再四散;另建舉世無雙之高塔,不為敬神只為張揚人的能力,也就是「以人的名義」,而非「神的名義」,那就是巴別塔。他們決定,巴別塔要高入雲霄,有點「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意思。看到人有雄心,上帝就開始微笑,他只和人開了一個小小玩笑,他弄混了人的語言,讓他們不再同語同文,而是開始自說自話。雄心勃勃的建設者們相互再也無法溝通,巴別塔於是半途而廢,而人們也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據說在歷史上,確有巴別塔。提到巴比倫難免想到,自己曾經以為,只要進入伊拉克,自然就可以去古巴比倫,可以坐在河邊讀那首小時候就讀過的詩句:「在巴比倫的河邊,我們坐下來哭泣……」詩句也來自《聖經》。他們哭的是被毀的家園,那是描繪古巴比倫城被毀滅的詩篇。可是真不敢相信,在那裡竟然沒有一個嚮導敢領我去那裡,因為那還是恐怖分子的掌控地區。不信也得信,我們已經進入「巴比倫不相信眼淚」的新時代……

  墨西哥導演亞曆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執導的電影,講述了四個國家的不同故事,把溝通障礙擴展到人的內心,電影取名也是《巴別塔》,電影得了一堆國際大獎,為墨西哥電影大大添了一把光彩。而巴別塔也成為人類溝通障礙的代名詞。

  如同《荷馬史詩》使得著迷的施裡曼去尋找和發掘特洛伊古城,如同《聖經》故事引發無數發掘考證,在西方巴別塔的故事也迷住了許多學人,其中有一支,竟在苦苦追尋傳說中的語言源頭。他們想知道:我們的祖先,當真是講同一種語言的嗎?

  這樣的研究雖然不用刨土坑,可也不容易。先是在分析和理出系統之前,先要學習不同語言,而語言種類已經多如牛毛。它和考古史前學的形成一樣,需要有許多人對這樣的事情用心,不僅不覺得枯燥乏味,還興趣盎然甚至著迷。更困難的是,語言始終在變化流動,也不斷消失得漫漫無蹤。據今天語言學界認為,幾千年來,在西亞、中東、印度次大陸和歐洲,流行過許多不同的語言,而其中大多數已經消失,斷了線索。這樣的事情今天還在我們眼前發生,印度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時候,還有六千五百多種語言,可是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由於英語和北方印地語的強勢,其中近二百種語言就在這幾年內將瀕臨滅絕。

  不過,一直有一群「巴別塔語言」的考古入迷者存在,其中最關鍵人物,就是在兩百多年前的1783年被英國派往印度殖民地最高法院工作的威廉·鐘斯爵士。那一年,他才三十七歲。

  鐘斯爵士在9月抵達加爾各答,剛剛安頓下來四個月,他就挑選了三十個他認為合適的英國人發出邀請函,請他們前來參加一個協商會議,他建議成立一個研究當地文化的協會。

  此舉並非公務,只是英國或者說歐洲一種普遍組織文化興趣小組、科學研究協會的傳統。鐘斯爵士借職務之便,會議就在最高法院大樓的陪審員室舉行,他自己是個職位不高的新法官,請了最高法院的羅伯特·錢博斯首席大法官主持會議。來者都對亞洲文化有興趣,1784年1月15日,這個研究的興趣聚合正式組成。二十二年後的1805年,他們有了自己的活動地點,今天去印度加爾各答市公園大街,在拐角還可以看到這個被稱做老樓(後來又添建新樓)的兩層樓房,他們的後繼者今天仍然在活動,那就是聞名世界的「亞洲學學會」,也叫「孟加拉亞洲學學會」。

  現代中國的比較文化研究是一個很大文章,常常做得抽象、做得玄和空,否則好像都不像文化研究了。可是,許多剛接觸西方文化研究的中國學者都會注意到,他們的文化研究內容經常是細微末節的。他們習慣站立在細節實證基礎上,那是慢工細活兒。很多人並不在意是否由自己親手構建一個新系統、推出一個宏大結論,他們只是很耐心地在那裡「刨坑」。支撐他們的,主要不是成就學術事業的野心,而是對細節研究本身的興趣。鐘斯爵士就是一個典型,他迷語言,亞洲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物件,但他的文化研究,就是細緻的語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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