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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讀《考古學一百五十年》

  剛收到黃其煦先生寄來他再版的譯作《考古學一百五十年》。據通讀校稿的安志敏先生介紹,作者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博士是著名考古學史家,1914年出生於英國,1938年後一直在劍橋大學任教,這本書在英國劍橋和美國哈佛,都被選作教科書。

  我讀書駁雜不精,對書的評判很自私,最高評價就是我自己覺得好看:能讀進去,掩卷有收穫。讀書駁雜習慣來自少年時光:渴書年齡適逢無書,能到手就都是聖明,常常是半懂不懂也照樣不吐棗皮囫圇吞下。對書的理解局限於自己的能力,記得有一天,一本華羅庚《數論導引》,令我們一圈人都傻在那裡。其煦先生可算同代人,想到我在沒頭蒼蠅一樣撞書時,他已在孜孜以譯行內經典,不禁汗顏。好在這本譯著我還能讀懂也覺得好看。

  門外讀完一本專門史,還是忍不住有些門外心得想寫下來。這本書原名是《考古學一百年》,後來增補就又擴出五十年去。一路讀來,我發現自己最感興趣的還是前一百年。它細述了一門新興學科從無到有、逐漸成熟的群體思考過程,而這個群體,則是西方諸國學人的聯合大軍。

  作為東方人,免不了時時有個對比的存心。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大地為紙,徐徐展開中國四大發明,自豪之餘人們卻很少想到,活字印刷發明只是個孤遠記錄,並沒有因此變作大規模普及知識的現代印刷術。直到現代引進鉛字活字印刷機器時,中國印刷術其實還是木刻雕版的古代藝術活兒;更不大去想,中國現代學科體系何以很難自己成型。

  考古起源於古物收藏,這是東西方的共同起點,王公貴族都有收集奇珍異寶的「古物櫃」,大家曾經都站在「藝術鑒賞、收藏熱情」這個開端。然後出現一個分岔,東方仍然延續它的古物櫃,發展只是把小古物櫃發展成古物屋、再發展成故宮這樣的大古物宮。而在一個拐點,古物櫃卻在西方走上另一條岔道,逐漸形成現代學科。中國最終還是從西方現成引進考古學,當然引進的不只是考古技術,而是現代學科概念和手段。

  一開始好像只是個不同「興趣」的分野。

  這本書主要介紹「史前」考古學史,也就是關注有文字記錄之前的人類。在西方,是對人類起源、文化起源和發展的好奇,逐漸超越了藝術的癡迷和財迷。根據現在的知識認定,「有史」只是人類歷史的百分之一。這種好奇來自哪裡?如作者認為,史前考古學並不能追溯到希臘,可是史前考古學興趣的基礎:研究人的起源和本質,卻從古希臘哲學就開始了。

  這種興趣和歷史感並存,書中提到巴比倫最後一個君王那波尼德,他被看作是歷史上第一個考古發掘人。他發掘一個神廟,在地下九米處發現一塊納拉姆辛放下的基石,他感動於自己的收穫,感歎著:三千二百年以來,歷經眾多君主,而自己是第一個重見這塊基石的國王。驅動他發掘的是「深究歷史」的興趣。這種興趣、歷史感,自希臘羅馬一路下來,又在文藝復興達到高潮。很有意思的是,作者認為對自己遠古先人的興趣,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很自然的「愛國情感」。

  可是,假如沒有「對人類過去的物質遺存進行收集、發掘、分類、記錄和分析」,那就還是只有收藏的「古物學」,而沒有史前史。但「興趣」仍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始動力。和東方不同的是,這不是一種偶發的古代發明家的特殊興趣,在西方世界裡它迅速發展成為公眾興趣。

  本書作者認為,沒有十七世紀公眾對自然學的廣泛興趣,就不會推出史前考古學,這裡還伴隨地質學的發展,地質學提供了遠古動物和古人類並存的證據。對這些證據的探討,形成席捲歐洲風靡民眾的智力活動。在十七世紀,歐洲就有了大量民間科學協會和皇室支持的皇家科學協會,而「那不勒斯的自然科學院則早在1560年就已經建立」了。在十九世紀中葉,「地質學成了時髦的學科」,不論是倫敦皇家學院、托爾奎力學研究所或自然史學協會舉行的講演,「人們都蜂擁而至」。

  同時,這些興趣很自然就導致了一系列書籍和學術及科普刊物的出版。當然,德國人約翰·古登堡(1397—1468)在十五世紀中發明了用鉛字活字與機械印刷術是一個原因,而且在歐洲,它不僅是一個發明,還是被推廣應用的一個技術。這一切的前提,是歐洲久遠的自由城鎮的公民意識以及被認可、受到鼓勵的表達權利。假如在一個國家,今天要辦一份雜誌,比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更困難,你不免要懷疑那裡的民眾創新能力是否能充分發揮。

  史前考古是非常年輕的學問。本來,人們只可能通過文字記載瞭解歷史,所以大家面前曾經只有兩部書:文字史和記錄口傳的史前神話,前者歷歷可數,後者騰雲駕霧真假莫辨。尤其西方是天主教世界,十七世紀,愛爾蘭裔的厄謝爾大主教,把自己推算的人類的創始起源,確定在西元前4004年的某月某日某時某刻,並且印在了欽定版的《聖經》邊緣。西元前不是史前,有文字記載的古希臘古羅馬等,已經佔據了4004年的大部分,這使得對史前人類的研究,更加被擠壓得沒有空間。一開始大家都不會想到「史前」,再說現代人很難想像,當時挑戰先入為主的大主教論斷,並不那麼簡單。但是文藝復興之後,鼓勵尋求真相的自由社會,會自然走到它命中註定的那一點。

  今天我們現成享受著前輩的研究成果,很少想到小學生就能學到的史前分期概念,在過去漫長歲月中只是迷霧一團。《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強調,從古物學跨入史前學的關鍵一步,是北歐考古學家的「三期說」。歐洲各國逐漸進行大量考古發掘,收藏大量器皿,可那不過是一大堆不知準確年代的古器物,是丹麥科學家在十九世紀初給史前人類劃分了「石器、銅器、鐵器」三個時期。作者介紹:這是因為丹麥國家博物館首席館長,必須要給展品作出某種「編排序列」。提到這一點時,作者一副理所當然、一筆帶過的樣子,但回想東方,我沒法不認為:這個現代史前史科學分期的關鍵概念,其實是一群長大了的母雞們必然要下的一個蛋吧。母雞們就是在「面對公眾」概念下產生的博物館們。許多史前考古的學術成果,最初都只是博物館工作人員寫給公眾的說明書。而公共博物館在歐洲的出現,源自「公民」和「公眾」的概念,這是自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就在深入討論和實踐的東西。假設他們歷來只有君君臣臣、主子奴才的概念,只有老佛爺收集珍寶的概念,要談什麼現代學科可能就難了。

  公眾對科學的興趣和廣泛熱愛,使大量愛好者投入考古,研究自然會有進展。就像人人熱衷健身運動,自然就能推進體育發展。西方世界隨著考古範圍擴大,傳奇不斷,最精彩的考古故事是德國人施裡曼發掘特洛伊古城。我雖然以前讀過這個故事,可是再次讀到還是覺得這傢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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