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33)_林達

三三

　　§半個世紀的獨特行走

　　簡·莫里斯的作品能夠翻譯介紹到中國，真好。

　　現代新聞業是在西方自然形成和逐漸發展的，它對於中國，卻是清末開了國門之後才慢慢引進的新鮮玩意兒。所以，西方跑國際新聞的記者，比中國整整早一大截。當年，探險精神激發了記者們的鬥志，殖民傳統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走遍世界的通道，他們蜂擁而出，各顯神通。記得小時候，很喜歡父親買的《非洲內幕》，那是美國記者約翰·根室的非洲採訪，我和二哥隔一段時間就會輪著去翻一遍。根室遍走歐洲、亞洲和美洲，可稱系列大洲「內幕」專家了。

　　所以在西方，英國記者簡·莫里斯並非開風氣之先，也絕非以此成名的孤例。可是，簡·莫里斯還是很特別。

　　我曾經想過，一個好的作者除卻天賦之外，可能還要有一些不平常的經歷或遭遇過人生困境。天賦或許是指幽默感、判斷力，觀察事物的敏銳與距離感並存，還有對文字有如音樂家處理音符般的能力。而人生的特殊際遇，會令天賦被慢慢開掘、會令你原來的那些能力被漸漸強化。

　　莫里斯無疑是有天賦的，而她的人生處境，又使她和一般做國際採訪的記者有所不同。幾乎沒有哪個記者能夠複製一遍她的路程。

　　她原先叫做詹姆斯·莫里斯，是個男孩，長大後在當時的英國託管地巴勒斯坦當過兵，1953年曾是首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探險隊的隨隊記者。他成家並生了五個孩子。可是在內心裡，莫里斯又從小就是個女孩。直到很晚，她才看到醫學證明，她這一類人確實具有區別于常人的生理證據。在此之前她和所有人一樣，認為自己只是心理問題。她花了整整十年進行藥物治療。幾十年來，她以一個男性的角色衝鋒陷陣，卻又揣著女性的敏感和細膩。困擾、疑慮、遲疑和惶恐，一刻不離在伴隨著她，成為她認知的背景，也因此把她從年輕人很容易進入的堅定堅信、黑白兩分立場，自然而然地、由內及外地帶到一個灰色地帶。特殊位置固然帶來尷尬，卻也令她的社會視角、社交體驗更豐富。她以雙重身份切入社會，感受的角度、深度都與眾不同。同時，莫里斯又是深切瞭解英國文化的威爾士人，對自己的祖國，也既有文化認同，又有保持距離的異族眼光。自身困境從小給她設置了難得的內省契機，她靈敏又冷熱適度。

　　這一切，反映到了莫里斯的行走寫作中，也就是說，在通常的記者式文體中，她或隱或現地更多加入了一般是作家採用的自我體驗。她在自序中說得很對，她能夠這樣開始、這樣寫下去，必須感謝當時雇用她的兩家英國名報，正在鼎盛時期的《泰晤士報》和《衛報》，是總編們容忍了她的特別。

　　所以，《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這本莫里斯作為記者和作家，五十年對世界各國的採訪文集，和她本人一樣，是獨特的。

　　中國對外部世界這類書的介紹，很早就已經開始，約翰·根室的《美國內幕》，在民國時就已經出版。《非洲內幕》是世界知識出版社在1957年翻譯出版的。這本書的英語版是1955年出的，可見當時國內有一些翻譯家和出版業者，曾試圖緊跟外部的潮流，希望不要孤立和自外於窗外的世界。但此後我們和世界拉開距離，這類書的引進幾乎中斷，直到幾十年後的改革開放，才開始在逐步恢復。中國新一代駐外記者，已經散佈在世界各地。可是幾十年隔絕造成的疏離仍然需要填補，而莫里斯的行走寫作，不論從觀念還是眼界，都是一個難得的範本。

　　莫里斯在1972年做了變性手術，從一個駐外軍人和探險隊隨隊記者莫里斯先生，變成了更像是作家的莫里斯女士。七十年代初，這還是一件非常駭世驚俗的事情（可能到現在，至少還有一多半的駭世驚俗），她去北非完成了這個過程，那是卡薩布蘭卡，一個聽上去浪漫的城市。多年後我也去過那裡，我同意她的看法，那不是一座浪漫城市，而她在那裡經歷了和性別有關、與浪漫無關的人生變故。

　　我覺得，不僅在變性一族中，即便外延擴大到那些出於各種原因與社會產生隔閡的人群裡，她也非常特別。一般來說，不論感覺自己是「對」還是「不對」，當不被社會接納、感覺自己被當作異類時，人很容易出現心理異常，可能變得頹喪，對於莫里斯這樣一個走南闖北的強者，更可能發生心理上的逆反。這樣的例子很多，這通常是一種保護自己的自然本能。莫里斯沒有，她一如平常。

　　她的解釋很簡單：別人看來的大變故，對於她卻「被一種愛的忠貞與個人幸福感所遮蔽」，這對她「風格的影響遠遠大於性別轉換」。但她並不容易：沒有想到，即便做了手術，她還是需要英國醫生確認，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性別認定，可假如不和妻子離婚，醫生就不出證明。這對夫婦最終只能被迫離婚，不過一家人卻如以前一樣生活，直到英國法律為這類情況設置了「民事伴侶」關係。直到2008年，她們才得以在法律上複合。外在質變帶來的衝擊，在有幸留存的家庭情感中，被緩解和釋放了。她有一百個理由，走進給寫作帶來負面影響的「非常」心理狀態，但她還是維持了自己的心理健康。

　　莫里斯通過寫作，平靜地注視這個世界。沒有少一點什麼，也沒有多一點什麼，她只因自己的獨特，變得更有深度、更清晰。她清楚記者最容易犯什麼毛病，暗自提醒自己繞開了那些陷阱。

　　回顧半個世紀的旅程，莫里斯一定和我一樣感慨。這本書的寫作有著四個維度：地域的鋪展、時代的變遷、她本人從青年向老年的轉換，還有她性別的改變。她給我們提供了世界各地在五十年進程中的許多細節。在有趣的故事後面，有她感知、理解的介入，所幸那是有距離的介入，她警惕悲情主義。她不可能是認知簡化的，她確認殖民是一個歷史概念，慶倖它能進入歷史，卻也描繪出殖民與獨立轉換的複雜狀況，不避諱有些結果甚至比原來更糟糕；她對以巴衝突的理解，也在五十年中步步深入，她並不忌諱告訴大家，自己隨著新的理解立場也有反復；我未見得贊成她所有的看法，卻尊重她思索和引發讀者思索的軌跡。通過莫里斯的書寫，「二戰」之後五十年的世界變遷，如行雲流水般在我們面前一一展開。

　　必須承認，在她的故事之中，我更喜歡讀那些還沒有完全開化地區的故事，喜歡看到更原始、更有野性意味甚至衝突的曲折歷史進程，就如同在視覺上，我喜歡中世紀的古舊老街，那些喧鬧而斑斕原始的街市，而對現代的時尚精品店只能偶然掃一眼。我知道這種偏向帶著個人的弱點，這種人性弱點塑造了新聞業本質。我理解她的行走，因為內心裡我有和她一樣的衝動。

　　我覺得自己和莫里斯在內心有某種暗合。我讀到她的隻言片語，就默契地知道，她後面沒說出來的可能會是什麼。我知道她作為記者，行動時的堅決，以及作為作家，判斷時的遲疑。我知道她在二者之間切換的彷徨。有人說，莫里斯在變性之後書寫更自由了。然而，自由從來就是一個有著兩面的硬幣，寫作也一樣。我看到她有過一段時間對文字信馬由韁，又看到她領悟到還是要收起韁繩。莫里斯曾經提到，自己是從一個記者步入寫作，逐漸進入作家行列的。這是一條比較好的路徑，其實這不僅是記者生涯鍛煉了敏銳和超越的能力，也是從「實」的一面首先進入、取得力量、給出定力。

　　這個定力——她的成熟回歸，最終體現在她的封筆之作《的里雅斯特：無名之地的意義》，所幸浙江大學出版社也出版了這本介紹「的里雅斯特」的書。我去過義大利，很想再去，可假如沒有讀過這本書，我一定會再次錯過。就像作者所說，甚至許多義大利人都不知道這是義大利的領土。可是莫里斯卻把自己最後的書寫激情，交給了這個「無名之地」。

　　我喜歡這本書！最後的莫里斯，溫和依舊但有一種不顯山不露水的老辣。她找到這個與之有著深深緣分的城市，開列出它在大國政治中變遷的劇碼，由此引出一系列對於民族和國家、祖國和文化、種族融合與種族衝突的思考。一如既往，她在提出問題。這些問題，是為她五十年行走之後面臨的那個世紀——就是我們進入的二十一世紀準備的。二十世紀末，我曾經因為和她一樣的原因，在千禧年來臨前有過和她一樣的樂觀，而現在，我也陷入她為大家準備的這些問題的煎熬中。一個小小的「的里雅斯特」就已經枝蔓糾纏、反反復複成這個樣子，那麼它所折射的那個世界呢？

　　莫里斯的《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所寫的半個世紀，正是中國從開放、封閉到再度開放的半個世紀，我們對世界的瞭解有過一段漫長脫節。在這半個世紀中，我們基本無法通過我們自己國家記者的眼睛，去自由而準確地把握世界風雲。這本書的翻譯是一個重要的補課。同時，她的書寫讓我們有機會反觀自己，反觀中國新聞業的發展和現狀，以及在它背後支撐的背景文化，反觀那半個世紀以及今天中國新聞從業者的喜怒哀樂。顯然，並不是任何一個記者到達同一個位置，就能寫出同樣的採訪。莫里斯的寫作是一個成熟文化的特殊表達。

　　我們讀到世界，我們讀到自己，我們讀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了莫里斯的書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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