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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二

  從2000年開始,萊霍夫深入巴勒斯坦。他冒著生命危險,大部分時間在巴勒斯坦工作,拍攝了一系列有深度的中東問題紀錄片。正如一個觀眾說的,萊霍夫拍的這些紀錄片都具有揭露真相的震撼性效果。例如,萊霍夫的紀錄片《沉默的出埃及記》(Silent Exodus)入選2004年巴黎人權電影節,也在同年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播放。紀錄片重現了被大家忽略的一段歷史事實。

  今天,人人都知道有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萊霍夫的《沉默的出埃及記》讓人們看到了同一場戰爭的另一後果——數量龐大的猶太人難民。中東難民問題的起因是1948年中東戰爭。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根據聯合國決議建國。第二天,5月15日,阿拉伯最強大的四個國家,在幾乎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入侵以色列,宣稱要消滅這個剛誕生一天、沒有援助和像樣軍隊的新生國家。

  紀錄片《沉默的出埃及記》當時在以色列的國土範圍內有許多居民是阿拉伯人。很多學者探討巴勒斯坦難民的形成時認為,難民們有的是因為躲避戰火離開,有

  一些身在戰區的是在以色列軍隊要求下離開,更有幾十萬人是聽從了阿拉伯國家的號召而離開家園,這些國家向他們保證,只需很短時間以色列就會被消滅,他們可以作為勝利者和征服者回去。而留下來沒有走的阿拉伯人今天是以色列的國民。

  非常意外的是,強大的阿拉伯聯軍的突襲並沒有消滅當時弱小的以色列。這些離開家園的大批阿拉伯民眾因此滯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成為難民。巴勒斯坦難民是世人皆知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這場戰爭其實也造成大量猶太人難民。猶太人在阿拉伯地區居住已經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一些猶太人社區延續了已經有兩千五百年之久。居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大部分是著名的塞法丁人( Sephardim)。「Sephardim」這一稱呼來自希伯來語「西班牙」(Sefarad)。他們的祖先生活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統治時期,猶太人在西班牙南部成為和阿拉伯人相處得最好的族群,以至於在1492年的「光復」中,基督教西班牙人先把所有猶太人驅逐出境。他們離開西班牙進入北非,仍然世世代代習慣居住在阿拉伯國家。他們當時說古西班牙語,現在這種猶太方言叫Ladino。他們的後代就被稱為「塞法丁」。就在1948年阿拉伯世界決定消滅以色列的時候,也引發當地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仇恨,他們開始驅逐已經世世代代在阿拉伯國家生活的塞法丁猶太人(也被稱為阿拉伯猶太人)。不容辯駁的事實是:直到1948年,在摩洛哥、埃及、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伊朗、突尼斯、黎巴嫩、葉門、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有將近九十萬塞法丁人在那裡生活,今天只剩下不到八千人。這些被驅逐的人流亡至世界上各個國家,其中有六十萬難民湧入以色列。

  「出埃及記」是《聖經》中猶太人跟著摩西大遷徙、尋求自由的歷史。萊霍夫的紀錄片以《沉默的出埃及記》為名,提醒人們,這段新的百萬猶太人被迫離開家園的大遷徙,因為他們的「沉默」而被大家忘記了。他採訪了大量猶太人難民,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使得這段塵封的當代歷史重見天日。重新講出這段歷史事實,並不只是為了讓大家看到當年一場侵略戰爭中將近百萬的猶太難民受害者,而是對解決今日中東難民問題,引出有價值的思考。

  看了這部影片,人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猶太人難民的人數不比當時的巴勒斯坦難民少。可是,今天人們從來沒有聽說中東和平進程中,有所謂的「猶太人難民問題」需要解決。大家會看到,處理難民問題的方式不同,結果也有很大不同。當時的以色列政府認為,應該使得這些不幸的猶太難民儘快回到正常生活狀態。因此,以色列盡可能分散安置蜂擁而來的難民,他們一開始都住在難民營,也就是被以色列人稱為是「Ma』abarot」的「帳篷城市」裡。以色列社會幫助他們逐漸融入進去,猶太人難民也就沒有聚集成巴勒斯坦那樣「永久的難民營」。另一方面,猶太難民雖然也是受害者,卻並不認為自己長期維持難民身份、依靠救濟在難民營生活是一個好的選擇。他們忍受了煎熬和痛苦,試著忘記過去,再一次開始一個新移民在他鄉異土上的艱難生存。1958年,以色列境內的最後一個「帳篷城市」撤銷。

  將近百萬中東戰爭造成的猶太難民,就這樣無聲地消失了,消失在猶太人社區裡,消失在這個世界能夠接受他們的土地上。他們沒有依靠聯合國難民署生活。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難民從1950年聯合國登記的七十一萬一千人,到2002年因難民營人口自然增長,依靠聯合國救濟款生活已經達到四百萬人。

  也許有人說,那是因為以色列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富裕的猶太人在幫助他們。事實上,建國時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萬,充斥著大量無家可歸的「二戰」難民,並不是一個富裕國家。以色列國土是彈丸之地,百分之七十是沙漠。以色列剛剛接受大批「二戰」難民,緊接著就是戰爭,就開始接受從阿拉伯國家被驅趕的新一波難民潮,總數相當於當時的以色列人口。雖然難民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猶太人的資助,可是當時歐洲猶太人的絕大部分個人財產,幾乎都在「二戰」中被納粹掠奪,喪失殆盡,外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龐大的阿拉伯世界卻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國家,分散安置阿拉伯難民的消化能力遠比以色列要強得多。他們沒有做,只是他們不願意做。

  巴勒斯坦難民成為中東和談的一個最大難題。巴勒斯坦一方,堅持要以色列接收今天的全部巴勒斯坦難民,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合理要求,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將近六十年過去,巴勒斯坦當年的難民很多已經不在了,他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承襲著難民身份住在難民營裡,難民營依靠聯合國救助資金維持,人數已是當年的六倍。六十年來,被極端思維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統,難民營的孩子從小被灌輸仇恨。他們的歷史教科書否認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並有大量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描繪」。課本把恐怖分子塑造為英雄,而願意和以色列和平相處的阿拉伯領袖,都被描繪為叛徒。在這樣的教育下,難民營長期成為極端分子的基地,一代又一代的難民們是被極端派保留利用的一股「力量」和籌碼。正是他們的極端思維,使得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變得不可解決。善良的人們往往忽略一個事實:仇恨是可以通過教育培養產生的。

  萊霍夫用自己的紀錄片對中東和平進程中始終無法解決的難民問題,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

  萊霍夫的紀錄片更多是現實題材。典型的是他的《通向傑甯之路》(Road to Jenin)。該片曾被譯成波蘭語在華沙國際電影節放映。這是萊霍夫對震動世界的巴勒斯坦一方宣稱的「傑寧大屠殺」的實地調查。2002年4月,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傑甯難民營發動攻擊。在包括英國記者在內的報導中,以色列在傑寧進行「大屠殺」,報導中的死亡人數從幾百到幾千人不等。萊霍夫深入現場,對一個個細節進行核實。在他的片中看到,攻擊起因是傑甯難民營成為了恐怖主義者的基地。在以色列爆炸的針對平民的炸彈,將近一半出於傑甯難民營。就在傑寧戰役之前幾天,傑甯恐怖分子的炸彈在一個旅館前爆炸,殺害了二十九名以色列平民。紀錄片記錄了對傑甯恐怖分子基地開始攻擊之後,巴勒斯坦的高級官員對美國CNN電視臺宣佈,以色列的攻擊中巴勒斯坦一方死亡高達五百人。而在國際工作者決定親赴現場調查時,巴勒斯坦官員馬上改口,把傑寧戰役的死亡人數降到與以色列估計相差不多的五十六人。最後聯合國的調查結果是,傑寧有戰鬥,沒有屠殺。巴勒斯坦一方死亡至少五十二人,其中二十二人為平民,以色列在戰鬥中被打死的士兵是二十三人。

  萊霍夫紀錄片的意義究竟在哪裡?他告訴善良的人們,他們往往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糊塗在被恐怖分子利用,成為平民甚至是阿拉伯平民死亡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所謂恐怖分子的特徵就是不擇手段,殺害平民是他們實現目標的公開手段。假如平民死亡能夠帶來對他們有利的國際輿論,他們完全不會吝惜以他人的生命來換取這樣的輿論。因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基地總是在難民營,他們的武器庫總是在居民區,他們總是要引發武力衝突,甚至製造、偽造慘案,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援。在最近的中東衝突中,中國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工兵營營長告訴中國媒體CCTV,真主党的發射陣地故意放在聯合國營地附近。以色列通常由彈道追尋儀導向,五分鐘之內向火箭來襲方向自動回擊。將導彈發射陣地設在居民區就使得以色列反擊時誤炸平民的幾率大大提高。如果製造血腥新聞能夠對自己有利,恐怖分子會毫不猶豫地去做,他們在給公眾「喂」所謂的「新聞」,以引導輿論走向。不幸的是,他們在這方面常常是成功的。

  三

  萊霍夫的新紀錄片《自殺殺手》推出之際,黎巴嫩和以色列衝突戰火正酣。2005年7月15日,萊霍夫接受了美國MSNBC電視臺的採訪。萊霍夫談到,他的這部新影片並不是政治性的。他在工作中接觸到許多在自殺炸彈襲擊中的倖存者,因此他也不斷聽到不同的受害者對自殺炸彈手的描述,尤其是聽不同的人講到,在引爆的最後一刻炸彈手總是面露微笑。這促使他開始想瞭解,究竟是什麼個性的人,會犯下如此罪行。

  萊霍夫說,他的電影不是「政治正確」的。萊霍夫說的「政治正確」,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在自覺推行的一系列言論原則,例如避免在公開場合批評某一個特殊文化或者群體的弱點,尤其是對異文化和弱勢群體。它的出發點是對他人及他文化的尊重,是對弱勢群體的尊重。可是這個趨勢開始之後很快走向極端,也就阻礙了對一些種族問題、性別問題、文化現象等問題的正常研究和討論、批評,因為批評者害怕被別人說成是「歧視」、「政治不正確」、「種族主義」等等。最後,對一些領域的探討成為禁區,也就談不上著手解決。萊霍夫說,他的影片要觸及「現實問題」和當今伊斯蘭文化產生極端主義的一些真實面貌。他認為自己的紀錄片明確地譴責一種極端主義者的仇恨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一些人以神的名義勸導殺人,這種洗腦使得殺人和自殺成為另一些人的唯一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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