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30)_林達

三〇

　　§萊霍夫和他的電影紀錄片

　　在以色列、黎巴嫩衝突炮火連天之時，一部有關這個地區的新紀錄片正在推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就已在業內轟動，吸引外界廣泛關注。這部電影的製作人長期關注中東問題，以紀錄片方式向人們介紹這個地區被遮掩在幕後的真實細節。這部名為《自殺殺手》（Suicide Killers）的影片，是他推出的第七部中東紀錄片。他的名字是皮埃爾·萊霍夫（Pierre Rehov），法國人。

　　一

　　皮埃爾·萊霍夫是個法國人，卻出生在阿爾及利亞。他出生的時候，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殖民地。在童年時代，萊霍夫就目睹過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恐怖活動。1961年萊霍夫九歲，阿爾及利亞即將在第二年獨立，這個國家處於動盪之中。面對可能發生的巨變，二十五萬生活在那裡的普通法國居民，對生活前景和安全滿懷憂慮，決定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移居法國。雖然從國籍概念來說，他們是「回國」，可是，其中大多家庭都是幾代人生活在阿爾及利亞，根已經紮在那裡。所謂的「回法國」，對他們來說其實是移民。萊霍夫隨著父母，被捲入這一波巨大的移民浪潮之中。也許，這樣的童年經歷使得他比較早熟，看問題也會複雜一些，「多一個角度」。

　　萊霍夫在法國的氛圍中長大，對於中東問題並沒有特別的傾向和關注。直到2000年，他在電視裡看到法國二台播放的有關穆罕默德·阿爾－杜拉（Muhammad al-Durrah）死亡過程的報導。

　　穆罕默德·阿爾－杜拉之死，是一個震驚世界的真實事件。穆罕默德·阿爾－杜拉是加沙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在中東衝突的一次交戰中被流彈打死。法國電視二台拍攝了整個過程，並且公開放映了幾組鏡頭，馬上被全世界的電視臺轉播，是當時最震動的新聞。在密集的槍彈射擊中，男孩躲在父親身後，兩人一起緊貼牆根坐在地上，萬分無助地躲避在牆角邊的一個鐵桶後面，孩子驚恐萬狀地大哭，父親徒勞地試著拉扯他，希望能擋住孩子。鏡頭切換至最後，靜止在孩子身中四彈、倒在重傷的父親懷裡的鏡頭上。中彈的過程沒有播放，記者宣稱，整個過程中更血腥的鏡頭，被他們在剪接編輯時剪去了。在播放中可以聽到「不要開槍」的叫聲。新聞報導說，當時試圖接近的救護車駕駛員也一死一傷。事件中的父親事後接受採訪說：「這是我一生的噩夢……我的兒子嚇得向我求救：『為了上帝的愛，保護我，爸爸！』我將永不能忘記。」

　　電視的特殊傳播功能，使這一段錄影遠遠超越了新聞的意義，那是活生生在人們眼前演出的真實殺戮。由於它的震撼性和媒體本身追求「新聞性效果」的天生特質，這段錄影很自然地被全世界電視臺一次次地重複播放。我自己就多次在電視裡看到過。

　　戰爭和地區武裝衝突，本來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中國古人曰：兵者，兇器也。巴勒斯坦的武裝力量是民間武裝，武裝組織基地就在難民營裡，所謂戰場也就是街巷。中東的武裝衝突，雙方都必然誤傷過平民，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可是電視是具有強有力視覺衝擊性的媒體，即便是一個公正的電視媒體，在描述這一事即時也會無形中帶有某種宣傳和渲染的意味。就這個案例來說，理智地去看：混戰之中，子彈來自任何一方都是可能的，這是戰爭誤傷平民的悲劇場面，悲劇的製造者是中東長期衝突帶來的戰爭本身。可是在現實中，面對一個活生生的兒童被殺戮的過程，人們自然而然會本能地要求知道：這一槍是誰打的，子彈來自哪一方？

　　公眾輿論的指向不由自主地跟著感情在走：哪一方發出的子彈，他們就是謀殺無辜平民的兇手、就是罪惡。當拍攝這組鏡頭的法國二台工作小組負責人宣佈，這對父子是被以色列一方打死的時候，大家自然把它當作事實接受下來。以色列因此立即受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尤其在阿拉伯世界，以這個孩子為主題發行郵票、命名街道，這組錄影更是被一再播放，也成為包括本·拉登在內的極端分子對民眾展開教育的活教材。對這一類的指控，以色列軍方一般都會認下「可能性」，因為在戰爭中他們不可能對平民的誤傷一一調查，自己一方總是有一半的可能。在對這一事件調查之前，以色列官方最初的回答就是：誤傷是我方責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錄影剛剛公開播放的時候，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有能力質疑報導的真實性。一些有心人綜合其他電臺拍攝的同時發生的戰事錄影，開始懷疑法國二台報導的真實性，萊霍夫就是其中之一。從種種蛛絲馬跡，他們發現整個過程頗為蹊蹺，堅持要求對這名加沙男孩被打死的真相展開調查，終於引出各方介入。錄影片的拍攝者是一個名叫塔拉爾·阿布·拉赫瑪（Talal Abu Rahma）的巴勒斯坦人，他是為法國電視二台工作的自由攝影人。2000年10月30日，塔拉爾·阿布·拉赫瑪在巴勒斯坦人權中心宣誓作證說，他「確認以軍是有意冷血地打死穆罕默德·阿爾－杜拉、打傷其父」。為這段新聞的攝製，他得到一系列的新聞獎、記者獎、電視獎等等，包括來自法國和美國華盛頓市的獎項。

　　但是，後來的調查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這對父子所處的位置，不可能是死於以軍的槍彈。而且檢查那些沒有播放的影片資料，不僅沒有攝影記者曾經宣稱在編輯中剪去的穆罕默德·阿爾－杜拉被打中時的血腥鏡頭，而且發現在這段片子幾分鐘前的片子裡，就有明顯的偽造新聞的證據。例如巴勒斯坦救護車救助的是沒有受傷的人——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鏡頭前受傷倒地，在拍完後卻又站起來跑掉。經過幾年的調查，基本上能夠確認的是，這個男孩是被巴勒斯坦桑（Philippe Bensoussan）的紀錄片《解密》（ Decryptage）之中。槍手的子彈打死的。整個調查過程記錄在另一個電影人菲力浦·本蘇

　　可是事實是：世界各地看過這段新聞的民眾，很少有人知道這場糾錯的調查，更少有人去看本蘇桑的紀錄片。「穆罕默德·阿爾－杜拉之死」至今被極端分子利用，作為煽動伊斯蘭國家民眾仇恨的材料。

　　這一事件給萊霍夫很大刺激，他覺得自己在法國看到的有關中東的報導，有許多宣傳的成分。例如在新聞報導中，報導誤傷常常只是一方的責任。而坐在電視機前的民眾是被動的，基本都不會去想雙方交火打仗，怎麼可能只有一方會誤傷平民。後來他自己深入巴勒斯坦才發現，在那裡只有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新聞業者，或者至少是宣稱自己傾向巴勒斯坦的記者，採訪時才比較有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在那裡發現，媒體的不公正，與那裡聚集了許多有預設立場、有傾向性的新聞記者有關，尤其法國媒體更是如此。這使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新聞業者的職業操守以及大眾對真相的瞭解，在一個區域問題的解決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中東地區依靠自身來解決衝突的能力十分有限，往往需要依靠國際社會的介入。假如國際社會沒有真實的資訊來源，連事實都不清楚，不理解這場糾葛很深的衝突有其錯綜複雜的根源，又怎麼談得到拿出正確的應對辦法來。國際社會介入解決問題的基礎是公正，如果搞不清事實又何來公正。萊霍夫因此決定親赴巴勒斯坦，用自己的鏡頭記錄和真實報導，以抵禦出於宣傳目的的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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