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8)_林達

二八

　　敘述這最後一個星期希特勒大本營的毀滅過程，特勞德就像是在敘述一件昨天發生的事情。她是緊張的、激動的、全神貫注的。可以想像，對二十五歲的特勞德來說，壓力遠遠超過了她能夠承受的限度。在希特勒宣佈「一切都完了」之後，每個人口袋裡都開始揣著毒藥。她們懷著求生本能，勸說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殺，似乎他的生命選擇和她們的命運前景必然將是一回事。偶爾幾個女人到戶外去透一口氣，寧靜的大自然使得她們感覺有生的希望，而回到辦公室卻又是令人窒息的死亡氣息。也許最能反映她們的狀況是這樣的場景，特勞德回憶說：她們一邊吃飯，一邊討論的話題卻是「以怎樣的方法自殺可以少一些痛苦」。

　　最後，希特勒在自殺前，要求特勞德為他做了最後一次口述記錄。當希特勒說，他要對這場戰爭說出一切時，特勞德激動地想，我終於可以知道真相了！終於可以知道究竟發生些什麼了！可是她聽到的，居然還是那些空泛的陳詞濫調。也許，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終於在這個女孩面前光環褪盡。緊接著，希特勒和伊娃自殺。他們死後，特勞德沒有去看。她「靜靜地坐著，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就這樣扔下大家撒手了事」。前前後後，就是一連串這樣目不暇接的大變故：有人，包括希特勒和伊娃，為死亡而先舉行婚禮；有人逃跑；有人，包括伊娃的妹夫，因試圖逃離被槍決；最後是周圍大批人的自殺。而這些變故，都是在耳邊響著的盟軍轟炸和槍炮聲中匆匆發生的。講述的過程仿佛是再次經歷，特勞德的語流越來越快，神情越來越激動，終於她如同再次經歷大崩潰，幾乎是呻吟一般：「讓我休息一下！」

　　就在看著特勞德講述這段最後回憶的時候，我終於意識到，對特勞德來說，她從一開始就註定成為一個悲劇。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是和這樣一個「邪惡中心」聯繫在一起，這個中心不是抽象的，那裡有一個一個的人。從十三歲開始，她就全身心接受了唯一的思維方式、宏大的理想、個人的犧牲、投身悲壯事業的信仰、熱愛和信賴自己的領袖。在如此氛圍中，她和周圍的人建立起親密的同志、朋友關係，也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走出這段歷史之後，回憶到那幾年時光，只要涉及細節，她本能的自然反應，必定是當年的感情，比如當時和一個個同事的感情，共處的情景。當這一切崩裂的時候，她是崩裂的一部分。對她來說，一旦回憶，就自然會跳出許多令她動感情的細節來：戈培爾最後帶一家人躲避到那裡，央求特勞德安排孩子的住宿。她幾次在採訪中提到這六個孩子，「他們不知道自己身處險境」。而最後，「那個最大的十歲孩子，眼睛裡有我看到過的最憂鬱的眼神，我相信她是感覺到了什麼的」。說到這裡，特勞德非常難過。雖然這部片子沒有交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歷史情節，戈培爾夫婦自殺前，先毒死了自己的六個孩子。其實，即便是提到布朗迪——希特勒的那只狗被毒死的情節，特勞德都會很自然流露出痛心。

　　以特勞德的生活經歷，這樣的感受是自然的。這種感受在天崩地裂的巨變中被強化，卻又和此後理性告訴她的一切正面衝突。那是永遠不可解決的矛盾：在她知道真相之後，理性似乎在告訴她，她應該為這崩潰的一刻而高興，因為世界因此得救，戰爭因此結束，千千萬萬的人因此活下來。可是只要她在回憶這一刻時，眼前湧現出的是那些細節，她本能的感受仍然是面臨滅亡的絕望。這種衝突、分崩離析的感受，幾乎撕裂了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

　　六

　　影片告訴我們，特勞德在最後關頭決定離開那裡。她在回家鄉途中被俄國人逮捕，1945年6月9日至12月被俄國人關押。在被俄國人審訊中，她得到一個美國譯員幫助逃到西德，又在被美國人關押審查三個星期後被釋放，回到巴伐利亞的家鄉。1947年，她被「去納粹化」，也被赦免處罰，雖然她實際上從未加入納粹黨。

　　特勞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戰後很長時期裡，德國似乎「沒人對過去感興趣，公共場合不討論，也沒有出書。在政治層面也沒有，即便紐倫堡審判也沒有啟動這個過程」。到了六十年代，「突然那麼多聲音出來，我聽到關於党衛軍的狀況，看到《安妮日記》」。那些倖存者，他們堅持著說真相。

　　這些揭露出來的真相，給特勞德以衝擊，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戰後現實本身對她的觸動。「給我強烈印象的是，戰後世界並沒有如希特勒描繪和預言的那樣。突然，這裡有了自由精神，特別是美國人。」特勞德是美軍佔領一年後才回到家，她驚訝地看到他們「表現出非常好的民主，是一些非常助人為樂的人。救援包裹開始到達。我覺得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屠殺，以及「那些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失去他們的生命」。但是，一開始特勞德沒有看到這和她的過去有什麼聯繫，「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覺得自己並沒有『個人罪行』」，因為她在為希特勒做秘書的時候，並不知道集中營的屠殺。

　　「我的意思是，今天，毫無疑問，我必須說：他（希特勒）絕對是一個罪犯。他是一個罪犯——那正是我當時沒有認識到的。在某種意義上，後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當時是『應該』看出來的。可是然後我又想，希特勒上臺的時候我才十三歲，我又是個在許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說不管我怎麼樣，不是還有千百萬的人，他們都沒有看出來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他是個罪犯。我試著把這些念頭從心頭移開。」

　　「後來，有一天，」特勞德說，「我路過弗蘭茨·約瑟夫（FranzJosef）大街的索菲·斯庫勒（Sophie Scholl）紀念碑，那是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年輕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樣年齡，也就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為反對希特勒被處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個年代，找出真相也許應該是可能的。」

　　她說：「年輕不是藉口。」

　　在五十多年後，她願意接受採訪，是她內心還承負著壓力：「我活得越久，年紀越大，越感受到自己負罪感的重負。」五十年後，我們回看德國納粹時期，當然為整個國家的瘋狂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可是，對生活在當時的每一個人來說，自己在裡面如此走過，原因又是非常複雜的。對於任何一個從荒唐歲月經過並走出來的人，只要他是誠實的，人們應該能夠理解這種複雜性。

　　特勞德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亙古不變的話題，人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爭論雙方永遠能找到足夠證明「善」或「惡」的證據，來支撐自己的論點。可是，聽到特勞德的這段講述，看到她困惑的眼神，我突然相信人是「性本善」的。不論有多少「惡」發生，最終絕大多數正常的人，會希望相信自己是一個「好人」、是「善」的。哪怕他們在為自己的「錯」或「惡」尋找藉口和理由，試圖證明那是「情有可原」的。最終，這就是「善」在起作用，因為它的基礎一定是：首先有「人」的基本判斷，發生的事情不是「善」而是「惡」；其次，自己在為發生的事情深感不安，這就有「善」在「作祟」，希望有客觀條件證明，自己做過的事情是有「原因」的，而不是自己「生而是個壞人」。這種本能的反應，是一種自我心理保護。這是絕大多數人做錯事情之後，自然會走的第一步。一些人停留在這一步，也有人在繼續走下去，特勞德就是其中的一個。

　　此後，在她小小的住所裡，孤獨中，她無數次反復回顧自己走過的這條路，她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走上去、錯在哪一步。她想找出來：為什麼自己當初沒有「意識」到「錯」。老人的目光一遍遍落在逝去的歲月裡。最後她同意接受採訪，她本來可以不面對公眾的。

　　我想，懺悔和反省本來就是很私人化的事情，哪怕最後特勞德沒有接受採訪，她能夠走過這樣一條路，通過窄門，她一定已經得到上帝的原諒了。

　　影片告訴我們：「戰後，特勞德在 Quite雜誌擔任秘書，她在導演帕布斯特（G. W. Papst）描寫希特勒最後日子的電影《最後一幕》（Der Letzte Akt）裡擔任過顧問，當過文學雜誌社的雇員，當過科學記者。由於抑鬱症，她提早退休，此後她用自己大量的時間為盲人讀書。」

　　2002年2月10日，電影《盲點》在柏林電影節首演的那一天，特勞德在慕尼克醫院因癌症去世。在去世前不久，她和《盲點》的採訪人海勒（Andre Heller）和史密德勒（Othmer Schmiderer）在電話中有了一次談話。

　　就在那次談話中，她說：「我想，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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