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7)_林達

二七

　　四

　　特勞德去以後不是很久，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得情況變得完全不同。特勞德並沒有怎麼注意，因為她是新來的。「元首司令部的氣氛一定是不一樣了，一定是有壓力的氣氛。」希特勒原來習慣和大家一起吃飯。這時變成和秘書們一起吃飯。「事先我們就被告知，不要用有關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問題來打擾他。」因此，特勞德不僅工作，還有機會非常近距離地觀察私下的希特勒。

　　那是一種非常近的接觸。特勞德說回想起來，至今覺得不可思議，「那個卷著舌頭說『R』，滾出一串縮略語發表演說的那個人，」就是她見到的同一個人，「可是在私下場合，我從來沒見他這麼說話。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揚頓挫的聲調說話。在私下，他還帶有很輕的奧地利口音，用一些典型的奧地利詞，那些在其他的德語地區不用的詞。」這些，「當時我都覺得很迷人，真的。還有那些在私人生活中的很謙恭的態度」。

　　特勞德能接觸到生活細節，希特勒也就表現出不僅是「元首」，更是一個人的那一面。例如，也許是因為腸胃不好，希特勒是一個素食者。希特勒也告訴她自己的許多個人習慣和私事。比如他不願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裡放好多鑰匙很重，伊娃總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他會告訴特勞德，在戰前他在正式場合穿褐色SA制服，戴領帶，可是在戰爭開始之後，他只穿灰色軍服，他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在特勞德眼中，希特勒還是個愛乾淨、很注重修飾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會洗手。

　　特勞德還記得，希特勒的狗布朗迪（Blondie）對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每天傍晚有整套的「娛樂」。他告訴特勞德，布朗迪在周圍的狗們中間是特別出色、是難以置信的聰明懂事。布朗迪是專業馴狗師訓練過的，看上去非常漂亮。布朗迪還會各種花樣。它會按照口令唱歌，特勞德當然也是喜歡布朗迪的，她回憶說，「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對它說，『唱好聽點，布朗迪，像紮瑞·朗德爾（Zarah Leander）那樣唱，』它就會唱出不同調子來，唱出八個音階來。」

　　可以想像，當特勞德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在那裡看到些什麼？你看到的希特勒是什麼樣子的？這些細節自然就會從記憶深處鮮活地走出來。說出來，或許對歷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個集權的制度下，一個個人，所謂領袖、元首，他的一念之差、個人性格、個人好惡，會成為一個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災難的根源。更多瞭解這個「人物」，也許總是重要的。我相信，這也是採訪者提出這一類問題請特勞德回答，並且把這些看似無關大旨的細節，保留在影片中的原因，這並不只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

　　我覺得採訪者非常公正的做法，是錄製了一些特勞德在重看採訪之後的說明。假如有一些可能發生誤會的地方，她有一個機會作出說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細節之後，特勞德說：「我現在重看我講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對他的那些個性、他的整個儀態表現的觀察感受，又覺得是不重要的了。因為那整個事件的結果是那麼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在當時對我是那麼重要，因為我看到的是他作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來，我大概不應該把它描述得那麼仔細。」在電視裡，老年的特勞德緊張不安，一隻手搓著自己另一隻手的手背。

　　其實可以理解這個女孩當時的狀況。這個影片的名字起得很貼切——《盲點》。一方面，特勞德沒有被公開的經歷，或許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盲點；而特勞德當時的狀況也是一個盲點；當時在德國，有成千上萬的人處於有思維缺陷的狀態，他們的視野、思想都存在盲點。

　　特勞德說，當時「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希特勒）是意識到自己在追求一個罪惡目標的。對他來說，那是一些理想，那是一些偉大的目標。人的生命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可是對我來說，這是在後來才明顯起來的」。「處在內部小圈子裡，在他私人的範圍裡，我是被遮罩在一個妄自尊大的計畫和野蠻的衡量標準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以至於我在後來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感到如此震驚。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是處在資訊的源頭，可其實我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就像是大爆炸中的一個小『靜區』。」那是一個颱風眼。希特勒只是在給周圍的人描畫「一個宏大圖景」，而特勞德這樣的年輕女孩，很自然地「讓自己相信了這個宏大的謊言」。

　　採訪者小心地問道：「是不是有一個時候，有人對你特別談到有關猶太人的事情？」

　　特勞德竭力回憶，卻搖著頭。她只有一次，聽到希姆萊提到「集中營」這個詞，卻沒有任何細節和重要的東西。「猶太人這個詞在每天的講話中，實際上從來不用。事實上，希特勒只有幾次在講話中提到『國際猶太主義』，『猶太人』。在我們那裡這個詞實際上是不說的。至少我們在場的時候，從來不提猶太人。」

　　在另一次採訪中，特勞德回憶起和猶太人話題有關的一件事情：「實際上，唯一一次我能記得的，這個話題被提到，是在伯格霍夫別墅（Berghof）的一個晚上，弗勞·馮·席臘赫（Frau vonSchirach）來做客的時候。我不在場，是後來聽說，我當時走出房間了。她和希特勒關係一直很好，聊天時她突然提到這個話題，她對希特勒說，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很可怕地對待猶太人。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送走，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覺得很生氣，對她說：『你不要去管自己並不明白的事情，這是令人討厭的過分脆弱。』他真的發怒了，說完就走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席臘赫也沒有再被請到伯格霍夫別墅來做過客。當時我不在場，我想是我丈夫後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在那裡。」特勞德說：「聽說之後，這成了我有時會去想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不可能和希特勒討論敏感的或者說『困難』的話題。這是他的另一面。」今天回想起來，特勞德發現「希特勒從不以人的標準來想問題，人性對他從來不是重要的。永遠是那種強大國家，大德意志帝國的抽象概念：權力、強國。可是對他來說，個人從來是無足輕重的。雖然希特勒常常講人民的幸福，他也在第三帝國開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的組織。可是『個人幸福』對他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東西」。

　　顯然，今天的特勞德對自己當時被如此矇騙，內心非常憤怒，她說：「有時候我會想，假如我還能見到希特勒一次，活著，或者在另一個世界裡，我一定會問他，既然你自己也有猶太人的血統，那麼你會把自己也送進毒氣室嗎？」

　　「事實上，我從沒有聽到他說過『愛』這個詞。這就是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

　　五

　　特勞德所在的那兩年多，是納粹和希特勒的最後時刻。這個時間跨度，足夠使得特勞德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員，兇險的前景和面臨毀滅，又把這個年輕女子和她並不完全明白的東西，死死捆綁在一起。

　　特勞德親身經歷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歷史事件，德國一些高級軍官試圖炸死希特勒。那天在自己住處，特勞德突然聽到一聲巨響。特勞德回憶說，那裡平常一直有各種響聲：鹿踩了地雷、空襲或者是試驗新武器，可是從沒有這樣響的爆炸聲。後來知道是司令部建築發生了爆炸。她和同事們當時有許多瘋狂念頭，「不知道元首怎麼樣了，他要是不在了怎麼辦，誰來領導我們」，「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她們被告知，希特勒沒事，他正在自己的住處，「假如願意，我們可以去看他」。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可笑，「頭髮全部都豎起來」，「他爆發出大笑：『我活下來了！這說明我是命運註定被挑選來完成使命的！』」希特勒對她們說，他們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猶太人要瘋狂報復。他們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敵人將怎樣摧毀德國和我們的文化。這個「他們」，當然是指試圖暗殺他的人。

　　這次暗殺，使得希特勒變得更妄想、多疑。特勞德認為，在此之前，打到那一步興許還「可能是選擇和平」，「從此以後，就不可能是和平了」。當晚希特勒發表演說：我奇跡般地活下來！我一定要贏得戰爭！今天想到希特勒的話，特勞德說這「真是愚蠢」。

　　希特勒對「假如沒有希特勒的德國」作出種種恐怖的前景預言，在當時的特勞德心中都是真實的。這都使得特勞德把希特勒必須勝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國的唯一出路。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事件本身：高層分裂，將軍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希特勒，加上戰事失利，不可能不對這個小圈子帶來衝擊。特勞德也開始成熟：「在我內心深處，我開始懷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對的嗎？對這個狀況提出疑問，其實就要啟動一個探討，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在這個例子中，假如你尊敬一個人，賦予他很高的價值，你其實就並不真想去毀掉那個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後面跟著是災難，你也並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勢急轉直下。4月21日，伊娃組織了那裡的最後一次晚會，還是放著唱片跳舞，音樂很動聽。可是特勞德已經預感到失敗在逼近，「那兩天我覺得氣氛很悲哀」，她提前離開，去睡了。

　　第二天，4月22日，希特勒召集會議：門突然打開，希特勒走進來。他先到幾個還留在那裡的女人面前，對她們說：「全完了，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柏林。」「他完全是一張石頭臉，已經是戴著死亡面具的臉。」「我們全傻在那裡。伊娃走上去，雙手握住他的手說，我的元首，你必須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然後，第一次，我們看到他親吻了伊娃的嘴唇。」「我們兩個也說，我也留下。」「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可能只是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從某種意義上感到焦慮，我害怕離開這個安全的環境，也可能並不真正意識到有多麼嚴重。」然後希特勒說：「我會開槍自殺。」又加了一句：「我希望我的將軍們也會有同樣勇氣。」說完希特勒走出去，特勞德回憶說：「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裡，臉色有紅有白，像死人一樣。」由於過度緊張，「後來我去做了什麼自己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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