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6)_林達

二六

　　三

　　特勞德今天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轉折。

　　她自己反復回憶、審視和詢問當時的那個女孩：你是怎麼回事？

　　確實事情的發生有很自然的理由。甚至可以想像，特勞德接到消息興奮莫名。對這樣一個女孩，難道有什麼不應該嗎？

　　事情當然有自然的一面。這個工作對特勞德來說，「就像出現了滿足我跳舞熱情的機會」。特勞德覺得，這也是自己對老闆抗爭的一個成功，「他總是不讓我離開」。當然，還不僅如此，這還是枯燥生活中出現的一個大轉機，她總是想離開媽媽和外公，再神神氣氣地以另一種樣子回來。「作為一個女孩，我當時沒有任何確切的想法和計畫，沒有想過人生要怎麼過，要做什麼。」

　　「實際上我到希特勒那裡，完全是一個巧合，」她又覺得這樣平敘事實，似乎有「開脫」自己之嫌，就加了一句，「必須說，這是因為機遇，卻也是因為我的愚蠢。」

　　特勞德無數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這一步，也很自責：她曾為希特勒工作，「也因為我確實喜歡過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災難的根源。」她不斷盤問自己，「你看，在集中營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那些細節後來被揭露出來。」當時她並不知道，一般德國人當時都不知道集中營的細節。後來「我讀了克勒佩雷爾（Viktor Klemperer）的書，當然那是在很久之後，但它確實給我很強烈的衝擊，所有這些問題，至少對猶太人來說，在1933、1934年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我覺得自己曾是那麼沒有感覺和自私遲鈍。我沒有去注意去關心。這樣的感覺越來越沉重地壓迫我。我似乎應該對那個還是孩子的我感到憤怒，那個年輕女孩。或者說，我不能原諒那個在當時沒有認識到惡魔帶來災難的少女。事實是，我沒有看到自己逐漸捲入的是什麼，對於一切，我只是說『是』而一點沒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這樣說，還是在為自己辯解，於是進一步自責說：「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要說：我那時就不是一個熱情的納粹。當我去柏林的時候，我也許可以說：『不，我不要這份工作。我不願意被送到元首司令部去。』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只是很好奇。我想我當時並不能真正想到，宿命將把我驅趕和留在怎樣的位置上，而這個位置根本不是我去追求的東西。儘管如此，我還是對自己的一切無法原諒。」

　　一開始，特勞德是柏林元首辦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員。特勞德並沒有在那裡見過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開那些女人給他的求愛信，他自己並不在那裡。其他人也見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裡，離『外部辦公室』很遠」。後來，那裡有一個打字比賽，「辦公室裡謠傳，說是希特勒在挑秘書。鮑曼堅持說我應該去試試」。特勞德當時並沒有野心要得到這個工作，那時她對自己的現狀相當滿意，「可我還是去考了」，結果還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個女孩接到命令，被送往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司令部。她們在元首專列的車廂裡等待接見，結果整整等了幾天。一個晚上，她們被領著穿過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棟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務人員的區域裡有軟木的椅子，我們排成一排，然後見到了希特勒。」

　　所謂「領袖接見」，在一個刻意造神的國家，是一件大事。「領袖」總是很重視「接見民眾」的戲劇性效果，這種經驗對被特定教育愚化的民眾來說，是精神的一種撼動和震懾。對於特勞德來說，卻另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只在新聞裡、公開場合上見到過他，他身著軍裝行納粹舉手禮的樣子。可是現在，突然來的是一個老年紳士，低聲說話，對我們友好微笑，和我們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地看著我們，詢問名字，用一種和藹得像父親一樣的口氣和我們說幾句話，然後離開。走的時候，他就說了聲『晚安』。被希特勒接見的經歷，完全和我以前的想像不同，那是無害的、和平的氣氛。」對從小缺少父愛的特勞德，那是內心的顫動，「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也許只是一種姿態，對我而言，或許感到是一種保護，那是我長久以來在渴望的東西。我從來沒有這樣放任自己傾斜」。也許，那個年輕女孩對領袖的感情，可以稱之為對偉人和慈父相交的「熱愛」。

　　希特勒離開後，「我們好奇地問，『他挑中了誰？』鮑曼說，「沒那麼快的，你們還要經過口述記錄的測試」。測試的時候，鮑曼安排了一個女孩陪特勞德進去。「希特勒已有過一次混亂的經驗，一個女孩去為他的口述打字，可實在太緊張，原來有點歇斯底里的病發作了。希特勒怕這樣的事情重演。」測試過程更加深了特勞德對希特勒的好感。「我進了房間，發現那裡很冷，希特勒不喜歡熱的房間。他對我還是很和藹，他說，『我的孩子，不要緊張，你不會像我那樣老是犯很多錯誤的。在這兒坐吧，我要不要為你開暖氣？』他指的是電暖器。我們有一種特殊打字機，叫做默聲打字機，打起來聲音很小。他開始口述，我開始打字，發現自己的手指是那麼顫抖，根本就瞄不准鍵盤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紙，那上面亂七八糟不成詞句。」也許，本來特勞德也會像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樣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務員林格進來，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裡賓特洛甫來電話。』他像一般的老闆一樣，拿起電話開始說。這段時間給了我機會，我把句子重新寫成正確的德語。然後他又開始口述，我打下來，很順利。實際上是很容易。最後，我把記錄紙交給他就出去了。」

　　在說到林格進來這個轉機時，我注意到，特勞德先是很自然地說「感謝上帝」，可是馬上說「也許應該說，很不幸地」，這種負罪感的印記和流露，始終貫穿在採訪過程中。順利通過測試，「他（希特勒）挺高興，我也挺高興。我確實覺得興奮。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突然，我在這裡，那個小小的特勞德·漢普斯，坐在元首對面，是元首本人。不管你對他怎麼看，在那個時代，他是一個偉大人物。我處於如此不同尋常的位置上，如此難以置信，像是一個歷險記。」

　　決定的時刻來到了。希特勒「又叫我去。原來的兩個秘書一左一右站在他身邊，他說：『漢普斯小姐，我現在必須問你了，你是不是願意留在我這裡。我這裡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那些年輕女孩的秘書，總是有人要娶她們，就突然把她們帶走了。也許應該讓她們戴上難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麼的。』」

　　說到這裡，老人突然不安地捋了一下自己的頭髮，說：「我一定是瘋了，我對他說：『首相，你不必為這件事情擔憂，我身邊至少二十二年沒有男人出現了。』他只是大笑起來。那時我真不相信自己說了這樣的瘋話：『我身邊至少二十二年沒有男人出現了！』所以，我必須懺悔的，在這一刻，我沒有能說：『不。』可我並不是沒有機會說『不，我不願意留在這裡』。誠實地說，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特勞德說自己「喜歡這個森林裡的司令部工作，它不像是我以前經歷的辦公室，工作時間必須整天坐著不動。後來，希特勒不再要人在外面辦公室為他安排約見、接電話和煮咖啡。秘書們不再集中在一個辦公室裡。她們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房間，只是在需要筆錄的時候才被叫去。主要是打錄演講稿、私信和一些個人的東西。他從來不需要打錄政治、軍事的檔」。

　　年輕的特勞德和党衛軍軍官在一起就這樣，特勞德成為希特勒的秘書，「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時，我突然也得到一種安全感」。「一個圈子，一個和外部如此隔絕的圈子。」她又說，「後來，在我成熟一些之後，我想，我對他是一種對父親形象的非常嚮往的態度，可是當你的父親令你失望，這又很容易轉變為一種『恨』的感情。」

　　那是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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