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5)_林達

二五

　　§我們是不是走出了盲點

　　——關於希特勒秘書的回憶

　　一

　　國際文壇曾出過一件事：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宣佈：在他的新自傳《剝洋蔥》（ Peeling the Onion）中，他將講述自己十七歲時參加納粹党衛軍的經歷。這是他第一次向公眾承認這段歷史。這一消息在德國，也在各國知識界引出很大爭議。格拉斯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的《鐵皮鼓》幾乎成為一代人的必讀之書。他是眾望所歸的公共知識份子，凡德國的公共議題，格拉斯如何表態總是受到重視，甚至有人說他象徵著「德國良心」。他曾被波蘭授予波蘭但澤市「榮譽市民」稱號，也許這比他獲得其他所有榮譽都更說明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七十八歲的格拉斯六十年後披露自己的党衛軍經歷，才會有如此爆炸性效果。

　　近年來，格拉斯有一些重大「表態」。1998年2月，他帶領一批知識份子表態，呼籲放棄修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理由是「難以表達德國反省歷史罪行的立場，難以傳達納粹罪行的深重，難以表達對犧牲者的悼念」。這些現在都和他的「歷史問題」掛鉤。一些人認為他欺騙公眾，早就該向公眾坦白懺悔。又因新書《剝洋蔥》此時將要出版，更有人攻擊他在作新書廣告。

　　看到圍繞格拉斯的這一切，讓我想起特勞德·瓊格·漢普斯（Traudl Junge Humps），想起自己看過的一部採訪她的紀錄片，也想起在看這部片子時心頭的諸多感觸。

　　特勞德出生於1920年，比格拉斯大幾歲，在一個動盪時代，大幾歲有時就有大半代人的感覺。1942年，她開始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假如說，當年加入党衛軍的格拉斯還是個少年，那麼二十二歲的特勞德已經是個年輕女子。三年中，她為希特勒作口述打字。在此期間，特勞德嫁給了希特勒的勤務員漢斯（ Hans Hanmann Junge）。不久漢斯應徵上前線，十四個月後於法國一次襲擊中身亡。在希特勒的最後一刻，特勞德奉命記下了他的遺囑和最後遺言。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她住在慕尼克一個只有一間臥室的公寓裡。五十多年來，她一直默默地把那段記憶留給自己。八十一歲時的2001年4月至6月，由一名作家牽線，她接受了弗勞·瓊格（Frau Junge）的幾次採訪，成就了這部影片。

　　老人說德語，影片下面是英語字幕，對我來說，看這部紀錄片，應該說是如看書般看了一遍文字。可是，由於德語和英語有許多單詞的結構發音近似，因此能夠在看字幕的同時，感受到老人隨著講述，不由自主的表情和語調語氣。最後我發現，實際感受並不是原來想像的「看文字」，還是有「看採訪」的感覺。

　　影片是剪輯過的，主體是對一段段歷史，或是對一個個話題相對完整的敘述，在這些話題後面，有再次採訪的說明和補充。整部影片內容就是採訪，沒有加入任何歷史場景等等的花絮。記得以前大家聊起紀錄片製作，都認為整個片子都是採訪過程可能會使觀眾厭倦，因此歷史場景資料很少的話，「做片子」本身會很困難。可是在看這部片子時，我開始懷疑這樣的看法，它確實一點也不令人感覺枯燥乏味。雖然只是特勞德一個人在講述，可是你感覺到整個片子是一個有機整體，有起伏和節奏，有低潮和高潮。有時候，插入了講述者觀看前面採訪的畫面，一種特殊的距離感突然就出來了。開端和結束都是平淡的，卻動人心魄。

　　二

　　讀到「格拉斯爭論」，我之所以會想到這個叫做《盲點》的影片，是因為它非常細緻地表現了一個當時被愚昧蒙蔽、深深捲入漩渦的德國年輕女孩，如何在此後以她整整一生來掙扎反省的複雜歷程。

　　那是個人經歷的故事，也是一部個人見證的歷史。一開始的話題，是交代這一切發生的背景原因。老人在開口之前顯得很困難，欲言又止。也許那難以開口的時間並不長，可是那種竭力掙脫捆綁的感覺使得時間「變長」。突然，像是終於下了決心。「這一切，」她開口說，「只可能發生在專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時候，它掌控編織整個社會的每一根纖維。」

　　「德國組織得如此之好，」老人停頓著，似乎在回憶和思索，畫面外，傳來記者的遙遠的問題：「人的意識也是這樣嗎？」老人沒有馬上回答，拿起一支煙，舉到半空，卻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鏡頭，開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極大傷害了的一個領域，他確實試圖操縱德國人的思想。他使得他們相信，他們有一個事業要去完成，他們必須滅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動的個人理想，人們必須為此作出犧牲。」

　　當年的那個年輕女孩，當然不是有意走錯路：「當我還是個孩子，希特勒確實在一開始就在某種意義上強烈地深入了你的內心。」特勞德的童年在一個特殊環境中度過。她生長在單親家庭，「母親獨自帶大我們」。離異之後，母親帶著孩子住在娘家，外公是個將軍，在家裡卻是個「真正暴君」。「母親為外公管家」，她沒有錢，「而外公總是在對我們說，是他養活了我們，我們總是感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壓力」。她回憶說：「我從沒有在一個完整家庭裡的感覺和安全感。當然，媽媽為我們做了一切。」可是，特勞德仍然清晰地記得童年的心理感受：「我自己喜歡和這樣一些孩子在一起，他們會說：『我父親怎麼說』或者是『我父親認為』。我總是想，有個父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不提供一個父親的替代位置。外公是個純粹的軍人，不關心政治，特勞德一直覺得，對她來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為她也就沒有機會學會辨別政治上的對錯。「不幸的是，我的家庭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外公）他不關心政治，從不談這些話題。我們按照一些原則被帶大：服從，犧牲，壓抑自己。這都被看作是美德。」「我自己很適應。既然媽媽過得那麼難，我總是並不思考就服從，也總是願意犧牲自己。」特勞德沒能上高中，「對我媽媽來說，學費太高」。在第一次大考後，特勞德就離開了學校。「然後他們對我說，『你最好去讀商校，找個辦公室工作，這是最快可以養活自己的辦法』，那就是我的命運，而我看不到任何其他機會。還令我感到難堪的是，我是老大，卻還待在家裡，我妹妹卻已經出去闖世界了。」

　　能養活自己之後，特勞德也試圖掙脫命運，「我一直想讀舞蹈學校。1941年，進舞蹈學校要入學考試，我考得很好，我覺得可以永遠逃避辦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卻不准我離開，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後，你才可能離開工作。我是那麼失望，因此全心央求我妹妹幫我忙，她當時已經在柏林以跳舞謀生」。就在特勞德絕望時，她妹妹出了個主意，「讓我問問阿爾伯特·鮑曼（Albert Bormann），看他能不能把你調到柏林去工作。」阿爾伯特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權勢。特勞德說：「好啊，當然，我一點不知道這會是什麼結果。」

　　陰差陽錯，一個人生轉折就這樣在特勞德面前出現。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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