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3)_林達

二三

　　沈先生所在的農場，「以無業遊民為主，知識份子少」。有一天，隊長來問，你們這裡面有沒有醫生，懂得扎針的。沈先生看過一本講針灸的書，就回說，我是。隊長不信，說你是做教員的。沈先生就解釋說，中醫有一種儒醫，看書就可以了。隊長就讓他試試。沈先生說：「勞改勞教農場普遍缺乏醫藥，我就做針灸醫生了。那裡病人都是餓的，來就是休息。到隊部請假來看病，可以偷點懶，不出工，借這個機會休息休息。沒有什麼藥，就是扎針，扎針不花本錢。哪裡說痛就紮一針。我和他們都是彼此彼此。我說你來了就要吃點痛苦，他們就說沒關係，你紮好了。」沈先生也趁這個機會有了個休整的機會。

　　很快就是大饑荒時期。沈先生記憶最深的，就是饑餓，「吃飯規定一人一瓢稀的。糧食定量很少，就是稀飯也吃不飽。我在收容所認識的那個復旦講師，在那裡餓得就吃『胃舒平』」。他記得一個年輕的放射科醫生，「上去採石棉礦，餓得休克死了」。沈先生說：「在那裡餓死的和撐死的比例差不多。餓了以後，一些年輕人就去偷青稞，偷來就炒一炒，一下吃多就會撐死。」

　　後來，饑餓越來越嚴重，管理也就越來越松，「不勞動在那裡賭錢，也沒有人管。賭什麼呢，沒有錢，多數是賭糖精片，那裡亂七八糟」，活下去成為唯一的目標。有一次，囚徒們把農家的羊偷來殺了吃，叫沈先生放風，分給他一個羊尾巴，「都是毛，」沈先生感歎著，「那個時候實在肚皮餓啊。」……「人到了那個時候啊！」

　　偷吃要冒挨打的風險，「犯錯誤的，隊長不打叫組長打」，因為隊長是幹部，組長是囚犯。「打得差不多了，隊長就來說，別打了，你怎麼打人啊。其實是他自己叫打的。就是這種方式。因為規定不准侮辱，不准打罵。其實犯了錯誤都要打，偷東西更要打，都是為了吃。還有叫勞動你不勞動也打，叫組長打。」

　　只要表現出一點點同情的人，沈先生都心懷感激。他對我說：「有一個老頭子隊長，人蠻好。」因為他對囚徒們表達了一點同情：「他說，糧食是隊裡的，肚皮是你們自己的。你們偷吃，吃壞了肚皮，你們自己負責任。我勸你們不要這樣。」有個叫顧銘君的，也是中學教員，跟沈先生關係很好。最後熬不住，逃跑了。那個老頭子隊長說，「逃出去不容易，四面都是水，野狗野狼，要把你吃掉。逃會把命送掉，我勸你們不要跑，吃不飽做不動就歇歇。」沈先生說：「這個老頭子人好，年紀大了，很有人情。」逃跑的朋友顧銘君生死不明，晚年的沈先生念念不忘，他從美國回來探親，還懷著最後希望，通過公安局試圖找到他，卻始終沒有結果。

　　後來沈先生住進農場醫院，「中間放個馬桶。我們睡在地上。病重的就頭朝外。醫生交接的時候就叫名字，聽到回應就說，啊，你還沒死啊」。睡在沈先生邊上的一個病人就死了。「究竟死亡比例多少我也不知道。都沒有什麼大病，很少有感冒發燒的，都是餓死的」。

　　1961年，農場終於斷糧，只得宣佈解散。萬幸的是，沈先生還活著。沈先生離開學校之後，1958年到1961年，在青海如是三年。

　　三年之後，沈先生完全被「教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還不到五十歲，卻只求「活著」，以前最起碼的願望，如今都成了想都不敢想的奢求。

　　沈夫人很少插話，這時，對我提起她的弟弟浦厚生。

　　浦厚生從1949年前開始，就一直在銀行工作，1957年，他是上海市虹口區銀行辦事處副主任。有一天，他在銀行的地上撿起一張廢紙，順手打開一看，是油印的一個名單。那是所謂「肅反運動」中的整人名單。浦厚生脫口而出說了一句：哦，黑名單嘛。沈夫人說，她弟弟惹禍，「就這麼一句話」。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這句話被人揭發。單位裡叫他交代反動思想，他始終不認罪，只說，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最後，他因此成為「右派」，再加上1949年前在「舊銀行」工作，算是「歷史問題」，被判了四年徒刑，送青海勞改。

　　1961年，浦厚生勞改的農場也在差不多的時候宣佈解散。和他一起勞改的復旦大學講師徐則文，就在那個時候被放回上海。浦厚生卻沒能活下來。沈夫人回憶說，弟弟浦厚生是個傳統的銀行業人士，嚴謹認真、做事一板一眼。沈先生說：「浦厚生這個人真實，做銀行的。在那個環境裡，要偷吃扒拿的才能活下來。像我給偷羊的人放風這樣的事情，他不會做的。違反規定的事情他都不會做的。」最後，「浦厚生落個死不見屍」。浦厚生的夫人金力平當時也是右派，不敢對農場提出要求。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平反」以後，才敢寫信給勞改農場，要求尋找丈夫的屍骨，最後也沒能找到。

　　農場解散，卻不准沈先生回家。由沈先生的弟弟擔保，讓他在江浦的農場做農工，工資一個月十元人民幣。兩年後，江浦農場嫌他不會幹活，沈先生說，「他們說城裡人有什麼用，回去回去。我就回來了」。回來，十元工資自然沒有了，江浦的農場只給沈先生寄糧票，其他如油票、布票等等一概沒有。上海不准沈先生的戶口進來，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施根堂威脅他說「你行李不要打開，隨時準備走」。此後的二十多年裡，一家人生活得戰戰兢兢。沈先生說「風吹草動都有我們的事情。有事拿我開刀，借題發揮」。「文革」中，街道「批鬥」沈先生，他十五歲的大女兒沈揚也被押在現場「陪鬥」。孱弱的沈夫人受到丈夫牽連，被「下放」到翻砂車間工作。

　　我問起沈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沈先生反而變得平靜。對他來說，他已經「懂」得既然他被納入這個邏輯，此後發生的事情，就只能在這種邏輯下逆來順受，「文革」只是邏輯推演下的「題中應有之意」。已經習慣在這樣邏輯中生活的人們會認為，按照沈先生的情況，他「出事」只是早晚的事情。沈先生說：「後來人家還對我說，你虧得去坐牢，不然『文革』要給紅衛兵弄死掉。」

　　他沒有理由反駁，沈先生看到，五十五中那個家住復興路的右派女教師陳娟，在「文革」中「被逼著吃大便，她不吃，就撬開嘴塞進去。她後來自殺，但是沒有死。現在還活著」。沈先生說：「五十五中還有一個歷史教員叫李允泰，蘇州人，是住在學校的。被紅衛兵日夜拷打。我們住的陝西南路271弄，就在學校旁邊。半夜裡，就能聽到李允泰被打得一聲聲慘叫。周圍的老百姓都反感，都說，學校怎麼也不管管，這個老頭子要給他們打死了。你們要他死，就讓他死，怎麼能這麼打？」

　　沈先生不得不承認，當「文革」開始的時候，他由於前面種種，此刻站在校門外沒有工作，竟然是一種幸運。

　　我一直聽到關於這段歷史的解釋，人們說，那是因為左傾思潮的氾濫，我想，那更是一種制度性的權力扼殺了一個具備常識的社會。

　　沈先生在講述他的故事時說，最令他震驚的是他聽到自己的「罪名」和被迫接受這種邏輯的那一刻。這不僅是他的生活軌跡被扭轉，更是他以前賴以生存的全部常識、建立在常識上的法治觀念，包括「罪與非罪」、「正義與非正義」的定義被整個顛覆，顛覆得令人驚心動魄。從此，他活在這個社會，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也會出現一個人要報復另一個人的念頭，可是他不可能達到朱瑞珠對沈先生這樣報復的目的。假借革命話語，把一個人強行歸入刑事罪，只有在非常態的邏輯統治社會的時候，才能做到。最後，同樣的邏輯，又逼著朱瑞珠校長跳樓。有人天真地以為，那是被顛倒的狀態被報復性地顛倒回來，不是的，「文革」中校長們普遍的罪名，不是他們曾經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傷害了沈先生這樣的教師們，而是他們被指責以往「清理」不力，庇護了「階級敵人」，抑或他們自己就是「敵人」。那是這種邏輯在向更極端方向推動的結果。

　　講述沈先生的故事，是在講述一些細細碎碎的細節，在我眼中，歷史就是由細節組成。我曾經留意到，沈先生和我的前輩好友、復旦大學物理教師李梧齡先生，在幾乎相同時間，在同一個橫浜橋收容所被拘押，然後被送往不同的勞改農場。我曾經分別向他們求證過一些細節。他們相同的細節回憶，呈現出的歷史聯繫，給我一種很異樣的感覺，就如一個共同的北郊中學、一個共同的校長，在暗暗聯繫著我的朋友李大申和沈一夫先生。這種細節的脈絡在隱隱伸展，在描繪著一個學校、一個社會的景象，也連接起許許多多活生生的、曾經生活在陰影中的人，也牽著他們懷著深深隱痛的家庭。而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只有那短短的、幾十年的人生。

　　遠在美國的晚年沈先生，幾乎是不自覺地，他的目光永久地在注視著一些人。

　　他把溫和的目光投向那些同命運的人，例如五十五中的右派老師們，雖然他們之間在幾十年裡，相互並不往來。在講述遙遠故事的時候，沈先生會順便提到這些人的近況。同時我發現，他也以一種奇特目光，注視那些改變了他命運的人。沈先生離開北郊中學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他卻清楚地知道校長朱瑞珠幾乎每一階段的情況。但朱瑞珠去世的消息，卻是我告訴他的。

　　這種注視令我心驚。

　　我的好友李梧齡先生曾在回憶錄中提到，夜半噩夢伴隨他的一生；沈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不約而同地寫道：「我每憶往事，至今還往往從夢中驚醒。夢見我還在獄中，並自問：『我怎麼又到這裡面來哩。我要回家……』」這封信2003年寫於美國。

　　那是一個已經處身于正常生活中的老人，黑夜中不由自主地咀嚼著自己反常的一生；那是白天竭力消除了的記憶，在黑夜裡又如鬼魅一般，默默地回到身邊；周而復始。

　　我仍然感到慶倖：至少，沈先生有了一個白天是幸福而安穩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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