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2)_林達

二二

　　所謂的「歷史問題」調查，好像就這樣順利過去了。

　　北郊中學當時在交通不便的上海郊區，對住在市中心的沈先生來說，很不方便。他去學校，下了公共汽車，還要在載人自行車後面坐上二十分鐘左右，一個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沈夫人剛剛生了孩子，身體不好，需要照顧。沈先生的家住在當時的陝西南路271弄，在沈先生的家門口，恰好新開辦了上海市第五十五中學。沈先生說：「它那裡搖鈴了，我在家裡聽到再進去上課，都來得及，就那麼近。」

　　這就是沈先生後來說的他的「私利」，他想調動工作，上班近一些。沈先生估計朱瑞珠不肯放他走，就決定在徵求北郊中學同意之前，自己先去聯繫。

　　那是1957年，當時是在「反右」運動當中，五十五中學剛剛成立，正缺有經驗的教師，校長張毓恒聽了沈先生的情況介紹，很高興，說你有這樣好的學歷和教學經驗，就趕快過來吧。沈先生還是老概念，認為謀生的關鍵是「找工作」，只要新工作落實了，離任總不成問題。於是，沈先生得到張校長的接納，他就通知北郊中學，他要辭職了。

　　沈先生說：「這樣一個舉動，就為北郊中學的朱瑞珠所不滿。認為我們為你花了那麼多財力精力，把你的歷史搞清楚，你倒要走了。」這時，李瑩來找沈先生，要把那份歷史鑒定拿去看看，後來就沒有歸還。沈先生問她，她說存檔了。沈先生即將離開，也沒有在意，他說自己「不曉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就這樣，沈先生個人保存的北郊中學對他歷史問題的正式鑒定書，就稀裡糊塗地被收走了。沈先生說：「我走的時候，朱瑞珠非常不開心，說你沒有經過組織的調派自己就去，這是不好的，很不好的。」雖然組織關係還沒有從北郊轉到五十五中學，沈先生已經開始在新的學校上課了，似乎木已成舟。

　　沈先生說：「我就這樣去了五十五中。已經去了，我想，他們也就算了。」

　　誰知，不久以後，北郊中學先轉了一大堆材料到五十五中，說沈先生有「歷史問題」。五十五中有一段時間就不敢再安排他上課。接著，如晴天霹靂，沈先生接到通知，北郊中學向虹口區人民法院起訴沈先生為「歷史反革命」，起訴的依據，就是沈先生在解放前的工作經歷。

　　沈先生告訴我，在虹口區人民法院，他對法官說，我的歷史問題有過結論。法官問，鑒定呢？沈先生說被學校收去了。法官說，你空口說白話嘛。沈先生想起剛剛過去的「反右」，他對法官說：「我在反右中沒有說過一句和黨和政府不符合的話。」法官說：「態度也就可以說明問題。」法官的話因此對他衝擊很大，他反反復複對我說：「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就憑一個『態度』就可以了！法官竟然說，態度也可以算罪行。」對沈先生來說，如四周突然一片汪洋，他就像是一個溺水的人。在人人落井下石的時候，哪怕一點點同情，沈先生都記得刻骨銘心。當時沈家的奶媽說，沈先生是好人，我要去對法官說。直到現在，沈先生提起來還由衷感激。

　　沈先生說：「法庭上沒有說幾句話，說你應該感謝黨給你最輕的處理。」判決下來，他被「開除公職，管制一年。雖然只是管制一年，卻算是刑事範疇，是判的刑事罪，所以必然要開除公職」。那是1958年，幾乎社會上的一切工作機會，都已經是公職了。所以，沈先生知道，「開除公職了，一切就完了」。

　　今天，在寫著這個故事時，我仿佛還能聽到沈先生的聲音：「我有什麼事情？！又沒犯罪，沒劣跡，我一點壞事也沒有做過！」

　　可是，還有「一年管制」怎麼「管」的問題。

　　沈先生抱著最後希望，回到五十五中對張毓恒校長申辯。校長面對法院的判決，也無可奈何。沈先生告訴我：「校長講，我們手裡的材料全部是他們轉來的，我們自己沒有搞一點點材料，我們就像是執行命令、政策。」絕望的沈先生走投無路，只能爭取最好的結果。他找到五十五中的人事幹事徐惠卿，請求「管制一年」能否就由學校執行。沈先生其實還搞不清楚，到底什麼是「管制」，他想，不教書就是了，誰知後果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判下來以後，徐惠卿讓我交出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說要送我去青海改造。我說能不能在學校管制。她說留在學校不合適，學校有學生，放一個管制分子不好。去青海能夠加速你的改造。」

　　當時正值「反右」運動之後，對「右派」作出處理的時候，五十五中剛成立，學校人不多，只有二十來個教職員工，卻也有一些教師被處理。沈先生回憶說：「五十五中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右派，他認罪好，就留校管制。」成為右派的還有女教師陳娟、歷史教師李允泰。「後來我知道，五十五中的語文組長，送到安徽教養，在教養期間死了。有些是我回來以後才聽說的。」

　　五十五中同時和沈先生一道去勞教的，還有二十多歲的青年美術教師王柄坤。他年輕氣盛，不認錯，被定作極右分子。王柄坤是由公安部門到他家去抓的。沈先生被指定去虹口區的橫浜橋收容所。校長張毓恒對沈先生有些同情，他還雇了輛三輪車，把沈先生送到了收容所。坐在三輪車上，沈先生還不知道收容所是什麼意思。

　　「橫浜橋收容所完全就是囚犯待遇。一早起來集體跑步。」沈先生回憶說，「在橫浜橋是一個大通鋪，上下鋪，乾淨倒是乾淨，沒有臭蟲。」能吃飽。可是他心情很糟，吃不下。「那裡三教九流、流民乞丐都有。」他旁邊是個復旦大學的講師，「研究明史的，不大講話」。

　　在那裡關了一個月不到，見過兩次家屬，沈先生就被送往青海。他回憶說：「坐悶罐車，中間放兩個桶，小便大便都在裡面。就睡在地下，我就弄點紙頭。悶罐車原來是運鹽的，亂七八糟。到了一個站，軍人拿著槍，讓我們去倒馬桶。我們就是靠著鐵皮，打打瞌睡。坐火車時見不到天日，昏頭昏腦的，前途如何也不曉得，也不能與家裡通信，火車到了張掖，就轉坐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到達的是祁連縣的一個勞教農場。農場幾百人，分成一塊一塊，叫一組一組。房子是原來就有的土房，住進去就是了。

　　那是一筆糊塗賬，沒有人給你細算。沈先生被判的是「管制一年」，送進勞教農場，就變成了「勞教」，而「勞教」按理說是「行政處分」。沈先生根據自己的體會說：「勞教和勞改其實是一回事。勞改是有刑期的，判個十年八年，勞教沒有刑期規定，但是它有八個字『主觀努力、客觀需要』，沒有時間限制的。『主觀』是你在農場的表現，『客觀』是外面需要你。現在開除公職了，外面不需要你，就沒有時間。」「可能勞動強度不同一點，我也不知道。我們在青海祁連看到過勞改的背木頭，一個個排著，很苦。我們比較自由。」可是，「那麼大的地方，方圓多少裡，放給你跑，你也跑不掉」。

　　來勞教的還有中學生。沈先生身體不好，幹著輕活。有一次積肥，他吃驚地聽到有人喊他「沈老師」，原來是五十五中的一個女學生。「她說，沈老師，你怎麼到這裡來了？一問，原來那時盧灣區有個體育俱樂部，這個女學生經常去那裡溜冰。學校說她是女流氓，是阿飛。就把她送到青海勞動教養。」她對沈先生說，沈老師你積肥啊，那我們這個女廁所的糞就全給你好了，我守在門口，你來舀。沈先生說「就有那麼巧」。

　　沈先生在那裡看病時，認識了一個青海的女醫生。她告訴沈先生，管制一年到期的時候，你要申請撤銷。一年到期時，沈先生就申請了，可是管制撤銷以後，並不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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