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7)_林達

一七

　　當時，小青和大申都在上海市北郊中學就讀，一個十四歲，初中一年級，一個十七歲，高中一年級。

　　我對這個北郊中學並不陌生。我們家是弄堂的最後一排房子，離北郊中學還有好長一段路。在一九六〇年代初，從我們家向北一路望去，是一大片農田，可以望到遙遠的地平線。後來，北郊中學高低錯落粉色鵝黃相間的新校舍，是這片視野中出現的第一棟樓房。記得那年暑假，二哥一時興起，畫了一幅水彩風景。近景是我家陽臺一角，遠景是新起的北郊中學，中間是二哥畫筆詩化之後牧歌般的田野。二哥對我們家陽臺的過於簡陋不滿，在畫面上自行改造，添加了巴羅克式的雕飾，其餘基本寫實。畫面色彩輕柔。

　　我是看著學校新樓建造的，就以為那是一所一九六〇年代新建的學校。直到前幾年，我採訪一名住在美國的原北郊中學老教師，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所教會學校，原名晏摩氏女校，1952年後改名為北郊中學，一九六〇年代初才搬至大連西路新校舍，是一所重點中學。

　　可是在1966年，上海的重點中學是最出彩的地方。北郊中學以教師排隊被迫喝食堂泔水缸裡的泔水聞名。後來，傳來校長朱瑞珠從我二哥畫過的校舍跳樓摔斷一條腿的消息，她女兒就在這個學校讀初一。

　　北郊中學1966年年底的一次全校大會上，大申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批判鬥爭，戴上手銬被公安局正式逮捕，小青就在現場。可是，這個案子的起因和學校沒太大關係。奇珍告訴我，抄家那天，大申站在門邊看著，一聲不吭。可是他給中央文革小組寄出一封信，提出了十七歲少年對這場革命的疑問。禍根就是這封信。被捕不久，大申被判了八年徒刑。我聽了腦袋木木的，固執地定格在和大申一起下棋的那一幕，很久轉不開。

　　1969年年初，我們再次各奔東西。小青去了吉林插隊，我去了更遠的黑龍江。之後，小青的母親被單位以支援「小三線」的名義，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帶走了小青的弟弟，家裡只剩奶奶一個人。小青的奶奶據說是地主，從1966年開始，就一直邁著一雙小腳，天天掃街。我走過她身邊，叫一聲「奶奶」，她眼眶就紅。

　　很快，又是六年過去了。那一陣，由於「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事件，有了新政策，下鄉知青中的「獨苗」、「獨留」可以回城。所謂「獨苗」是家裡的獨生子女；「獨留」指的是家裡孩子全部去了外地，可以「留回」一個知青，在身邊照顧父母。我媽媽開始為我瘋狂奔走，辦回城。事情卻辦得萬分艱難。儘管我們家孩子都在外地，卻有個二嫂在上海工作。街道知青辦公室的人堅持說，我嫂子可以照顧我的父母，不用我回城。我就變成個站在政策邊緣線上的人，推一推就要被推出去，拉一拉也可能被拉回來。為此全家絞盡腦汁，要不斷寫申訴、出具各種證明、找人蓋章。記得其中一個證明是全家合謀、由我二嫂寫、再去她的單位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蓋的章，要證明的是：×××同志因丈夫×××同志在外地工作，婚後一直住娘家，其父母年老體弱需要照顧，兩家相距甚遠，她不可能再來回奔走照顧公婆云云。一個大彎拐回來，拐到應該我回家。

　　小青的奶奶獨自一人在上海無人照料，小青卻不能作為「獨留」回來，因為理論上她還有個「留在上海」的哥哥，那就是還「留」在上海監獄鐵門裡的大申。

　　1975年春天，我終於從插隊的農村取回戶口，被分配在上海市歐陽街道的鏡框組工作。這些被上海人稱為「加工組」的街道工廠，是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遺物，也是上海當時工資最低的工作單位。當初起意是組織家庭婦女出來工作，象徵性給點工資，反正她們本來就不是養家的主力。後來逐步吸納待業青年。1969年之後，先是有一大批因病殘留城的知青進來，再下面，就是我們了。生產組以工作日計工資，一天工作八小時，值七角人民幣。當時上海的冰棒四分錢一支，雪糕八分錢一支，幹一個小時能吃兩根冰棍。

　　上海正規工廠一般把工人不願意做的工種轉移出來。我們加工組先是承接鏡框的刮粉、磨光和油漆，不久，附近的鋁製品工廠又把危險的衝床車間轉給我們。我的工作在里間，就是用衝床將鋁片沖成飯盒。安全教育、勞動保護都是被省略掉的繁文縟節，幹了不到一個月，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就被切邊機切去一節拇指。

　　那一段時間，達奇珍和我來往很多。奇珍從小就是出名的病號，重症哮喘，總是一個學期不來上學，一來就考滿分，這時也就沒下鄉。我們雖然不在一個加工組，卻隸屬同一個街道系統，成了三杆子能砸到的「同事」。我們私下交換禁書，還記得那本《豐子愷畫冊》，就是達奇珍家抄家後的倖存。三個月後，又有新政策規定，我們這批「獨留」、「獨苗」，可以進一步分配工作。奇珍他們卻沒有份，政策變幻無常，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那是1975年7月，我即將離開加工組。一天，大組長開會宣佈，要新來一名「刑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類的關照。幾天後，同車間的工人告訴我，「刑滿釋放分子」來報到了，在油漆車間。我裝作若無其事、好奇地拐到門口掃一眼，想掃出那張陌生面孔來。誰能料到，在半生不熟的恍惚之間，我驚訝地認出，來的是大申！

　　大申「老」了，那個在燈下和我下棋的十六歲少年已經不復存在。圓圓的腦袋上是剪得短短的頭髮，臉頰是刮完鬍鬚後的一片生青。可是，蹲了八年監牢出來，他那雙大眼睛溫和如故。

　　我們還是相差三歲。可是，十年之後重逢，這三歲的年紀，已經被歲月扯平。

　　我們不在一個車間，大申在外間油漆鏡框，這是大家都討厭的工作，氣味難聞，有毒，還是三班倒。此後幾天我和大申上班的時間是錯開的，他來上班，我差不多下班。「刑滿釋放」在當時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受監督的罪犯身份。我馬上就要離開，心裡想著說什麼走之前也要給大申一個問候。那天我拖延下班，然後，裝作一副很隨意的樣子走進他們車間，走近大申，大聲問候說，大申，我是你妹妹小青的同學，我們一起下過象棋，你還記得嗎？你好嗎？小青好嗎？他好像並不吃驚，他說他記得我，還說他挺好，小青還在吉林，也好。他穿著自己洗得開始發白的藏青色舊衣服，衣服前面罩著長長的圍單，上面是一道道各色油漆的印子，斑斑斕斕。大申一邊跟我說話，一邊不住手地幹活。我告訴他，我要去別的地方工作了，還問了小青的情況。聊著天，卻能夠感覺到空氣中的張力，周圍的人投來狐疑的眼光，警覺地支起耳朵。眾目睽睽之下，我們簡短的對話結束了。

　　那幾天裡，我們雖不在一個車間，可我還是在留神，最後感覺他的工作環境尚可，似乎他可以比較正常地開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幾天後我就離開了。那時候，我們屬於處處都可以發現同道的那麼一群心照不宣的年輕人，剛二十掛零，內心在逆反著外部氣氛的包圍，所以本能地很小心保護著自己，關鍵時刻常常面無表情。我們遊走過上千公里的地界，見過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總是交換一個目光，就能找到默契的朋友，然後不動聲色就分手，各自暗祝對方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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