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8)_林達

一八

　　最後一次相遇

　　這次重新分配工作也有一些政策細節，例如「父母缺一」可以進國營工廠，其餘只能進「大集體」。我於是去了一個「大集體」的修建隊。修建隊是新組成的，除了幾個老師傅，四十個左右新手，全是剛從天南地北農村回來的「獨苗」和「獨留」。我開始熟悉新的環境，拜師傅，學木匠。

　　上班地點是在上海邊緣楊浦區的一個養豬場。在豬圈對面搭了一個大棚子，權充我們的工廠。中間有粗加工的電刨電鋸，主要的細加工全靠魯班時代的工具，天天斧錘鋸鑿，當學徒還不摸門，一失手就見血。

　　到新單位時間不長。一天，我的手指切了一條大口子，當時的規矩，我們工資每月三十元六角，半年後每月三十六元。病假扣一部分工資，工傷可以不扣工資。去醫院驗明傷情，拿了病假單，得到三天的額外假期，暗暗竊喜。每週要工作六天，休假很珍貴。我打算去一趟福州路書店。當時，外文書店後面開了個鬼頭鬼腦的後門，要查驗介紹信才能進去，裡面全是國家經營的影印版外語書，我們這類入學無門的，千方百計弄了介紹信，有錢沒錢地常在裡面轉轉。

　　我家在蘇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幾道橋可以過去。我那天選了清靜些的乍浦路橋過河。河面不算太寬。我騎自行車，剛剛越過橋頂開始往下沖，突然，聽到前面一聲很悶的聲響。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發現身邊不知從哪裡跑出那麼多人，前前後後都是，都在往前沖，周遭大亂。我條件反射地趕緊刹車，已經在沖下一半的橋面上。下了車愣在那裡，只見人們向橋下一棟高樓飛跑過去。那棟七層樓房我很熟悉，那是乍浦大樓，樓下是「文革」前的曙光新聞電影院，小時候父親經常帶我來這裡看電影。後來它改了名字，叫「外貿會場」，屬上海外貿公司。耳邊只一片嘈雜：「跳樓了！有人跳樓了！」我有一種要反胃的感覺，腦子一片空白。

　　「文革」最初幾年的上海，跳樓自殺相當普遍，這棟乍浦大樓也是自殺者經常去的地方。可是，這已經是1975年下半年，自殺已經很少了。我是第一次自己遇到有人跳樓。現場離我只有二十米左右，已經圍了許多人，我木然調轉自行車，逆著人流的方向推車往回走，走出一段騎上車，再也沒有上街的心情。

　　晚上，達奇珍情緒激動地來找我，進門就說，你聽說沒有，大申今天跳樓自殺了。問明時間地點，我傻了。在乍浦大樓前的那個瞬間，竟是我和大申的最後一次相遇。

　　達奇珍告訴我，我走了以後，大申還在那個加工組的油漆車間工作。最近，據說車間丟失了一些油漆。「文革」後期是一種鈍鈍的日子，大多數人感到厭倦，年輕人百無聊賴，紛紛開始小打小鬧地改善生活。工資太低，大家習慣從單位裡拿點公家的東西回去作補償。年輕人拿單位裡的東西回去打傢俱幹點私活兒很是普遍。

　　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來很困難。達奇珍在自己家樓上，看到過大申在泔水罐附近，撿人家扔下的菜皮回去。可是，我和達奇珍都堅信，大申絕不可能去拿單位的油漆。說不出什麼理由，有的人就是不會，大申就是這樣的人。或者這麼說，就是假如說我相信自己會去拿這些油漆回家，我都堅信大申不會，就像他會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信，而我斷斷不會一樣。這裡沒有什麼邏輯，只是人的品性不同。

　　當時的邏輯，是樣板戲《海港》的邏輯，每個單位都有「敵人」，出任何事情都是他們在「破壞」。依據這樣的邏輯，大申因他的「刑滿釋放分子」身份，被逼迫承認偷竊，而他拒不承認。當時的工作單位，都兼有無限制不受監督的司法執法功能，單位領導只要高興，可以隨時宣佈關押逼供，可以對「敵人」做任何事情，「敵人」理所當然地沒有權利。

　　我不知道詳情，我只看到二十五歲的大申從七層高的樓房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75年年底，一年後，「文革」就結束了。

　　2001年我回國探親，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再找找更多有關大申生前的細節。奶奶去世了，小青一家早就搬走。我在山陰路「積善裡」弄堂口和29號門口，分別拍了照片。我找到一些大申當年的同學，他們有和大申同一年級的，但不同班。我問起李大申，誰也想不起有這樣一個同學。

　　我又見到奇珍，聊起往事，聊起大申。那個夏天，和大申一起下棋的景象如在眼前。我講起，問了幾個應該是大申同學的人，都不記得他。我說，我是不是記錯了大申的年級。奇珍說，不會錯的，因為她的小姐姐達孝珍，是大申的小學同班同學。

　　窗外的大街上走著許多年輕人，大申也曾一樣年輕。我問達奇珍，再過幾十年，當我們都離開這個世界，人們會不會以為，這只是我們這代人編造的故事？奇珍望著窗外，沒有回答。

　　於是我決定把它現在就寫出來，寫出全部真實的人名地名。人們假如不信，至少今天還有機會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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