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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相遇三次的朋友

  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到李大申,他十六歲。

  大申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學裡很要好的朋友。我們這一代所謂上海人,父輩大半都是移民,小青家祖籍山東。他們兄妹,加上弟弟,三人一色圓圓的臉,長長濃濃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很像年畫。

  小青家住在虹口區山陰路。山陰路是一條小馬路,卻有點名氣。

  在虹口,四川北路是條大路,從南京路浩浩蕩蕩向北,撞上一溜房屋後,就向兩邊分岔。向東的大路是四川北路的延續,向西一條小路就是山陰路。被四川北路撞上的那溜房子,正中就是著名的內山書店,這一片當年是日租界。內山的好友魯迅,就住在山陰路前端一個拐彎的大陸新村九號。魯迅當年從內山書店裡步行回家,也就三五分鐘的路。李小青家住的340弄,是山陰路的最後一條弄堂。弄堂口並排豎著兩個路牌,一塊是「山陰路」,一塊是「祥德路」,兩條路接在一起,天衣無縫。人在山陰路上走,不知不覺,就跨越路界,步入祥德路的開端。

  山陰路340弄是上海典型的石庫門建築。隔一座矮矮的圍牆,相鄰的弄堂就是祥德路的第一條弄堂2弄,那是由不到十棟西式花園小洋房組成的另一天地。340弄沿街只有一個門面,是仿西式的仿石砌門樓,方頭方腦,門楣上有「積善裡」大字匾額。匾額往上,是很洋氣的一品彩色玻璃窗。在一九五〇年代,裡面的住所已經開始顯得擁擠。直直地走下去,將近弄堂底的二十九號,就是小青家。山陰路藏龍隱鳳,算得上是條文化街。小青的父母是職員,小腳的奶奶和他們住在一起,這是個普通人家。

  我們就讀的祥德路小學在當時的祥德路底。今天這條路已經被捅漏掉底了。1959年,我們是蓋了三層新校舍的學校招的第一批學生。那時候,這裡還是市區的邊緣,學校蓋在一片鄉村墳地上。父親曾拉著我的手,去看未來的學校施工,工人正挖著地基,扔出一堆堆棺材板。學校的緊鄰是個奶牛場,還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頭上包著大大的白纏頭,留著鬍鬚,深邃眼眶裡大大的眼睛,在小學生們眼裡顯得面目猙獰。開學後,一些孩子隔著編織得密密的竹籬笆,對印度人喊:「阿三,阿三,老鷹來了!」喊罷就逃命似的跑走。

  後來得知,在老上海,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國巡捕房雇傭的巡捕,相當於員警。印度巡捕常常纏著紅纏頭,提著警棍,模樣很凶,老上海人把他們叫做「紅頭阿三」。我這才恍然大悟,那些孩子威脅「阿三」的不是「老鷹」,而是「阿三」們的老上司,英國人「老英」。

  我們家就住在學校對面的弄堂裡,上學很方便。那時候這還是城市的邊緣地帶,人口稀疏,我們小學的學生覆蓋範圍很大,整條祥德路、山陰路都有我們班的同學。小青就必須穿過整條祥德路來上學,還有一些同學住得更遠。

  我們在這個建在墳場上的小學裡,一起讀了整整六年書。畢業時,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終,養牛場變成了小工廠。小青是個很隨和的女孩,對小學生來說,我們兩家隔著整一條祥德路,離得挺遠,但上學的六年裡,我還是會偶爾去她家玩。我知道她有個哥哥在北郊中學讀書,可我去她家都是在白天,一次也沒遇到。經常遇到的是小青的奶奶,我喜歡去玩,一半是因為奶奶很喜歡我。

  第一次遇到大申,是在1965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前,我們都參加了中學的入學考試,錄取通知書要在開學之前才發出來。那是讀書六年來最堂堂正正的一個暑假,拿了小學畢業證書,卻還沒有得到中學錄取通知書,第一次做個自由人,不屬於哪個學校,只屬於爸爸媽媽和自己,沒有暑期作業,天天玩得理直氣壯。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我們開始有點心神不寧,同學之間互相串門,多少有點惜別的意思。

  那個晚上,我去了小青家。他們全家都在,我一開始有點拘謹。不知怎麼,小青向哥哥提起我喜歡下象棋,建議我們對陣。大申大我們三歲,那年是初中畢業生,他也在等候高中的入學通知。他很溫和,沒有看不起一個小孩子的意思,在棋盤對面很認真地坐下了。我立刻心勁兒鼓鼓地有一種舉行成人禮的感覺:在進中學前,一個即將讀高中的大哥哥,一本正經和我對弈。黑夜把燈光之外的東西都抹去了,燈光下的景象,如舞臺收聚在一起。這一幕在我腦子裡永遠留下來:暖暖燈光下,一個家。小青的爸爸媽媽看書報,奶奶做針線,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邊觀戰。大申像對待一個同齡朋友那樣對我,讓我感覺很興奮,我很少這麼晚回家。

  那天和大申「戰」罷告別,小青送了我遠遠一程。我們報考了不同的學校,她一向崇拜哥哥,最大心願就是要進哥哥讀書的那所學校。我也一樣,報考了自己哥哥讀過的學校。祥德路上靜靜的,開始涼爽下來,深藍色的夏日夜空,滿是星斗。兩個小孩鄭重道別分手了。不久,我們都隨自己的兄長,走向不同的中學。

  十年後,第二次相遇

  一年以後的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停了課,可是必須每天到校。我天天要穿越祥德路、山陰路,也經過小青家住的弄堂。「積善裡」那幾個大字被砸殘了。積善裡和祥德路2弄之間的圍牆在幾年前被推倒了一半,斷壁殘垣,已經破了相。兩條風格完全不同的弄堂並到了一起,成了一條跨路界的大弄堂,抄家的鑼鼓此起彼伏。這條合併後的「大弄堂」裡,至少住了我小學同班的十來個同學。每次路過,不免想到這些小朋友,料想大事不妙。能夠看到的是接近路口的祥德路2弄1號,那是賀允恩的家。現在想來,那個安安靜靜的女孩,也許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在1966年炎熱的夏天,從馬路上都能看到,賀家連續幾天都不斷有抄家的人在進出,她家有個小小的院子,只見她父親在監督之下,翻來覆去地挖坑。過路的上海人對如此景象已經司空見慣。不問就都知道,是這家被懷疑在院子裡埋藏了金銀財寶或是槍支彈藥。

  小青家在深深的弄底,情況不明。當時我們這些初中新生,正在體驗什麼叫「自身難保」,就像屋頂和四壁一夜之間消失,家和自己都裸露在無保護的曠野。所有的人幾乎都突然枯萎,死了交往的心情。最初的風暴掃過,天並沒有放晴。可是人的適應能力蠻強,大家已經漸漸習慣退回野生狀態,生活在無遮無蓋的荒原風雨中。我們滿懷少年遐想剛剛進去一年的中學,早已變成殺戮場,同窗一年的新同學,竟然磨刀相向,令我們這一撥孩子,不約而同開始懷念一年前在小學的天真時光。形勢剛剛有一點鬆動,我們就小心翼翼地出發,相互緩緩伸出觸角。住在祥德路2弄的達奇珍,是那個「合併大弄堂」裡第一個來我家通報消息的:那裡的同學幾乎無一倖免被抄家。這一點並不出乎我的預料,我聽著就像聽市井傳聞。可是,來自小青家的消息還是刺著了我:小青家是父親先「出事」,來人抄了家,不久撞火車自殺。大申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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