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5)_林達

一五

　　五

　　唯有母親還在家裡等待兒子歸來。就這樣，余吉利在白茅嶺，母親在上海，經歷過1966年的「文革」，又迎來1976年的「文革」結束。母親仍然沒有等到兒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戶口遷回家的消息。又過了三年，1979年，母親終於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喪，心灰意冷。根據當時規定，母親在，他還可以請幾天探親假，理論上說，也還存著政策改變返回上海的可能。母親一走，和上海的最後一點聯繫被切斷，從今往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天也不能離開白茅嶺，他要和自己見過的無數「留場人員」一樣，埋在山裡了。這樣的前景，余吉利實在不甘心。

　　1979年，整個局勢在好轉，再審視自己，四十九歲的余吉利感覺自己還強壯，年輕時獨立闖蕩的心又在復活。他做了個決定，要自己闖出條活路來。他跑到遙遠的青島，開始教拳，只要有口飯吃，能自由，他就滿足了。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在那個時候，擅自離開一個隸屬上海監獄管理局的勞教農場，還是要有觸犯天條的勇氣。這也是別人都不敢離開的原因。

　　上海是個民間氣息很重的地方，總是會竭力維護一點私人領域，你大可判其為「俗」。也正是這點俗，使它總是能頑固地給自己保留一些正統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現可能，人們就會繞開嚴肅話題，去嘗試小心推動這點想法的實現。上海精武體育總會就是一個例證。

　　上海精武會是清末建立的中國最早的體育民間社團，1910年，在同盟會陳其美、農竹、陳鐵生宣導下，由霍元甲創辦了它的前身精武體操會。它最早開始有組織地向社會推廣中國武術，也是最早將西方體育觀念和訓練方法引入中國的民間社團。1922年，陳公哲在上海橫浜橋福德里覓得一塊空地，以會員的集資，建造了精武中央大會堂。1924年培開爾路總會撤銷，遷入這裡辦公。這就是精武會在上海虹口區橫浜橋現在的會址，記得我們小時候，誰都可以花上一點點租金，租用裡面的體育設施。人們因體育項目的愛好相會，聚散無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嚴格秩序中，精武會雖然也是半官辦，卻仍是殘存的一口活氣。精武會這口活氣，在「文革」中更名為「要武體育館」時又被一把悶住，當時精武會的歷史材料檔案、刊物攝影、武術器械等等，俱一併銷毀了。

　　可是，上海的民間是有韌性的，「文革」結束，精武體育會在國家政治上「撥亂反正」時，最早恢復了拳擊訓練班。興致勃勃一如當年的余吉利，馬上天天吊著一副拳擊手套，迷在精武會館的訓練場上了。

　　就在中國拳王余吉利惶惶地在為自己是不是要回白茅嶺而內心掙扎的1979年，美國籍的世界拳王阿裡給中斷二十年的中國拳擊運動帶來了復蘇希望，鄧小平在接見阿裡時說了這樣一句：「拳擊運動也可以成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瞭解和友誼的管道。」

　　雖然，國家恢復拳擊運動還在阿裡初次到訪的七年之後。但上海的精武會卻率自先行恢復了。上海民間自有他們的邏輯，當時的精武會仍然記得余吉利是它的會員，他們不管白茅嶺而只認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會舉行拳擊表演賽，特地請了「擅自離農場不歸」的余吉利。

　　五十歲了，他重新走上拳擊台。雖然已經不是爭強鬥勝的年齡了，他卻永遠感激這場比賽，是精武會使余吉利重新拾起一個人的自尊，一個自由拳擊手的自尊。

　　六

　　1985年5月，拳王阿裡再度訪華，他來到上海，訪問了精武會，在上海體育學院與余吉利的老朋友周士彬有了一次表演比賽。1986年，阿裡三度訪華。1986年6月，國家体委終於在秦皇島會議上宣佈：恢復拳擊項目。一個月後，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結果，一紙「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複查決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無業。原住襄陽南路510弄21號，現住蒙自西路41號。余因企圖偷渡問題，於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審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勞動教養。經複查，余曾與他人議論具體偷渡去香港的辦法，是事實。但在留審期間已作了交代，原對其收容教養不當，應予糾正。據此撤銷1963年4月29日對余吉利收容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

　　中國拳擊運動恢復了。余吉利的處分被撤銷了。他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五十五歲。

　　1987年6月，中國拳擊協會被國際業餘拳擊聯合會（AIBA）正式接納為第一百五十九個會員。拳王余吉利在尋找各種方式設法養活自己。離開白茅嶺後，余吉利憑著強健體魄，一直相信自己能夠自食其力。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拳擊運動員江濤獲得了九十一公斤級第五名。第二年的1997年，六十七歲的余吉利結束了最後一份體育代課老師的臨時工工作。這時候，粗心的余吉利才剛剛發現，自己沒有退休金。

　　2007年，看著坐在我對面的余吉利。一個念頭突然出現：假如中國拳王幾十年的欠薪被忘記，對我們竟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那麼今天民工們拿不到欠薪也沒什麼稀奇，那只不過是我們傳統的因循。

　　2007年，一名臺灣拳擊手在上海開了一家飯店，請上海的拳擊界人士參加開張典禮。七十七歲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請之列。在這個臺灣拳擊手眼中，拳王永遠是拳王，如同阿裡永遠是阿裡。他不會知道，拳王坐在那裡正心力交瘁。那一陣，在朋友們的鼓勵下，余吉利又開始新一輪的四處奔走，這次是試著爭取一份退休金。他兩次給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轉回區教育局，隨後就沒了音信。他去當年任教的學校，學校告訴他，他的檔案已在「文革」中遺失，沒了依據。他於是一個個地找到幾十年前的昔日同事，請他們出具自己曾經工作的履歷證明。他再次試著用紙片拼湊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證明自己曾經是那個名揚全國的拳擊冠軍，只是證明自己曾經有過一份正當工作，這工作的中斷是源自一個錯誤的行政處理。

　　他的奔走還在繼續，目前並沒有什麼結果。

　　我最不會安慰人，就不知說什麼才好，尷尬間，想到余吉利一生的遭遇都是為了一個和香港有關的念頭，我不由轉了個話題，「現在開放『香港自由行』，你後來去過香港嗎？」

　　「沒有。」余吉利平靜地回答，眼中沒有波瀾。

　　我突然想起自己聽到的另一個真實的「香港故事」。我的二嫂告訴我，她工作過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有個青年工人張國良，也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的時間，張國良私下與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塊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這句話被人揭發，他在「文革」中成為「現行反革命」，最後，在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優雅的小教堂建築頂樓隔離室裡自縊身亡。後人提起創作室，均以出了一個陳逸飛為榮，無人再提張國良。

　　這個香港故事，我沒有講給余吉利聽。

　　附注：寫完這個故事後，我曾幾次收到余吉利的電話。最後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是在2012年的4月。他告訴我，這個故事在《南方週末》發表以後，許多老朋友和他聯繫，給了他許多溫暖。他的退休金也終於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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