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4)_林達

一四

　　三

　　此後兩年，沒有舉行全國性的拳擊比賽。當了三年多體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隨著同時從解放軍體工隊退伍的朋友，來到上海市曹陽第二中學任體育教員。1961年8月30日，經區教育局調動，他去了甘泉中學教體育。他的家搬到襄陽南路。余吉利成了家，妻子是籃球運動員，也在中學教體育，他們有兩個年幼的女兒。怎麼看，也當是個平穩生活和簡單履歷。

　　誰也沒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麼了？」我很想聽聽他自己的說法——怎麼就去了白茅嶺。余吉利的回答很簡單。他說：「你這個年齡，都知道的，那時候買糧要糧票，買糕點要糕點票，魚票肉票，什麼都要票。我娘那時是靠著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裡和老娘都能日子好過些。」不用細說，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那幾年是持續三年的饑荒。余吉利是個顧家的男子漢，看著饑餓中的老人孩子特別心焦。

　　六十年代初的上海，是個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十年下來，上海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改造著自己的思想，追求進步。可是，總有另一面的存在，總有著一些特別的口味，說不清楚也道不明白，總有些和上海歷史、和上海市民特質相連的東西，似乎難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和他講著大道理，他不會和你爭，道理太超越生活，他會在肚子裡暗暗有落低的評價。總有一些人，留在舊日的世俗心態中，不肯緊巴巴地要求進步，感覺跟不上，會索性放棄。余吉利是個天性喜歡自由自在的人，小時候沒有吃吃力力逼自己用功讀書，現在也不會勉強自己趕潮流。四年體育兵的經歷，並沒有使得余吉利發生太大改變，他本質上還是那個獨立執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擊手。回到上海，他回到原來的朋友圈子，黃曉陽還是他的好朋友。在這個圈子裡，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對他們來說，香港永遠是個迷人都市，本質的熟悉大於未曾謀面的陌生。在他們眼中，香港就是亞熱帶的上海，有他們習慣了的邏輯和生活。

　　三年饑荒的日子裡，香港又成為郵寄食品的來源，誰家有個親戚在香港，可以獲得食品接濟。就在這個時候，余吉利的朋友圈子裡，流傳起廣東人向香港大遷徙的消息。此傳言不虛。當時，城市的饑餓狀況和農村相比，已是堪稱天堂。鄉村大量斷糧，廣東也不例外。對廣東人來說，香港近在咫尺，但1958年港英當局實行出入口平衡，廣東每天出入香港人數只不過約五十人。1961年7月，在饑荒現實壓力下，廣東當局開始實行放寬出港的政策。1962年4月下旬開始，廣東開始出現大批民眾越界向香港遷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因為勢頭過猛，很快政策收緊。1962年6月14日，廣東開始制止和堅決收容非法遷徙。當時消息的傳播非常緩慢，待廣東寬容遷港的傳聞傳到上海已是1963年，余吉利和他的朋友們鼓起勇氣去廣東探個究竟的時候，已經整整慢了好幾拍。不僅遷港大潮早已阻斷，在新政策下，這樣的企圖已被列入要打擊的罪行之列了。

　　在廣州探聽的結果是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廣州打聽情況的甘泉中學同事黎國良和他的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國良還托人給他帶了口信。可是，一切都晚了。事後公安人員告訴他，考慮到他是全國拳擊冠軍，抓他的時候，佈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對他不客氣。說到這裡，余吉利苦笑了一下：我怎麼會抵抗。余吉利承認了是想去香港，想擺脫食物票證不足的困境，他懷著一線希望，希望獲得同情，從輕發落。

　　可希望還是落了空。他被定為議論偷渡、企圖策劃「叛國投敵」一類，最後處以三年勞教，先送往收容所，然後在武裝押解的大卡車裡，送往安徽南部的郎溪、廣德兩縣交界處——那是上海監獄管理局下轄的上海市白茅嶺監獄。

　　四

　　上海市白茅嶺監獄建於1956年3月，最初作為上海市遊民、殘老、流浪兒童和孤兒的教養外移基地，距離上海二百七十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稱白茅嶺農場。

　　一切發生得太快，就像腳底突然裂開一條地縫，余吉利只見自己正飛速往下隕落，又像是落在一張大網之中，無法掙脫。說到這些，他如同回到當年，搖著頭連連說「我腦子亂極了亂極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亂的思維中，余吉利以最後一點理智和勇氣，斷然作出一個決定，他提出離婚。他知道，在那個年代去白茅嶺，就帶著終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會受到株連。

　　在他的相冊裡，我發現一張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時光的紀念。泛黃的照片上，顯得憨厚的年輕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種健康而陽光般燦爛的美好，他們各抱一個女兒，兩個孩子相差兩歲，正在最可愛的年齡。我無意中翻過照片，後面是余吉利用藍色鋼筆書寫的幾行心情：「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憂心忡忡？65.3.16.燈下。」

　　余吉利是個不善表達的人，尤不善文字。想到那是在白茅嶺的「燈下」，我突然覺得自己不可能坦然越過這張照片後面的故事，聽憑這故事被人忘掉。

　　余吉利告訴我，他還是本能地懷著一絲僥倖心情，企盼自由成為他活下去的支撐：也許，他拼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許，他還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也許，他可以重新回家擁抱兩個女兒；也許，那發生的事情是一場可以醒來的噩夢。可是消息傳來，妻子帶著女兒改嫁了；三年勞教期滿，他也必須繼續「留場」，沒有一個「刑滿回家」的期限。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白茅嶺農場分流五隊，三年後勞教期滿被轉到分流四隊。在那裡，他遇到李梧齡。他們一武一文，可以說是完全不同類型，可氣質上卻似乎又有某種相通。因為這種精神上的緣分，使得李梧齡在他去世前留下的回憶錄裡，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李梧齡的回憶錄，翻到那一頁，驚訝地發現，李梧齡隨手幾筆，卻無意中記下了余吉利內心的一點隱秘：余吉利當年想去香港，原來並不僅僅是為了得到食物。

　　退伍離開了專業隊，余吉利還是迷在拳擊裡。1958年的全國二十城市拳擊錦標賽，余吉利參加上海市業餘隊，和隊友一起獲團體第一名。在單項比賽中，余吉利在輕中量級中獲得第三名。這一次，三十六歲的老將周士彬獲得了次中量級冠軍。余吉利似乎不願意對我提起這場比賽。雖然勝敗乃兵家常事。可是，二十八歲的余吉利打了個第三名一定很懊喪，可以想像，他又如何憋著勁、想著下一次，想著一定要奪回冠軍來。可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沒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國進入大躍進的年代，工業和農業刮起了一股浮誇風，教育、體育也無不拖入其中。我自己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龍江省宣稱每個縣要辦一所大學，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學也就順勢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清掃出去。接下來就是浮誇風帶來的大饑荒，農村縣城普遍陷於饑餓恐慌，自然不再提起「辦大學放衛星」的躍進幻想，而被掃出去的教授們也就默默被人遺忘。沒想到，這樣的兩極震盪，居然也衝擊了拳擊運動。

　　1958年的體育運動大躍進，各省市摩拳擦掌，都聲稱要在1959年的第一屆全運會上「放衛星」，拳擊界也不例外，突發高燒盲目發展。上海的各個學校，不管是否有專業教練指導，紛紛成立拳擊隊，出現了不少不該發生的傷害事故。上海機床廠一名青年工人，比賽中被擊傷頭部又缺乏恰當護理，不治死亡。一時傷亡消息頻現，國家体委倉促宣佈，第一屆全運會的拳擊專案取消。上海隨即停止所有拳擊訓練。自此整整二十年，這項運動整個從中國消失。

　　余吉利和他的朋友們興許還沒有回過味兒來，他們經歷了一個輪回。運動本是民間意趣、個人愛好，是自己鍛煉、自己組織比賽的民間活動。全部收歸官辦之後，取捨的決定也就歸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他們等過的，余吉利苦苦等候著恢復拳擊運動的消息。可是，一年過去，兩年過去，五年過去，1963年，拳王余吉利生活在一個沒有拳擊運動的國度已經五年，三十三歲了，那是拳王運動生涯的最後關頭，他度日如年。就在這個時候，朋友們議論起遷徙香港的可能，對1963年的余吉利來說，遷港不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種可能，更是拳王運動生命的最後一線生機。

　　在絕望的白茅嶺，已經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難友李梧齡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曾經有過的世界拳王之夢。

　　今天，眼前七十七歲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這一層。一顆渴望拳王的心已經被他埋到心底的深處。中國有過幾個拳王？他還有什麼必要解釋自己當年的理想和對事業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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