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3)_林達

一三

　　§一個中國拳王的故事

　　一

　　最早讀到余吉利這個名字，是在李梧齡先生的回憶錄裡。李梧齡智力過人，當年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提前一年畢業，留校任教，被認為在物理研究上會有輝煌前程。陰差陽錯，1958年，二十二歲的李梧齡遇無妄之災，遂由復旦大學送往上海橫浜路收容所，轉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待他重新回到大學和專業，已經是二十一年以後的事情了。

　　白茅嶺農場遠在安徽，卻曾經在上海赫赫有名。當年的上海人提起白茅嶺，就會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臉色。在那個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還夠不上送監獄，白茅嶺是個主要去處。去了，也就失掉了那個時候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戶口，多半再不能回來。至於這些人為什麼去，大家不深究，也不大關心，都相信既然政府送你去，總有政府的道理。不然為什麼送了你去而沒有送我去。雖然一批批地被送走，在總人口裡終是少數。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會留在多數裡。那些人在被送走之前，多半也是這麼想的吧。

　　李梧齡在白茅嶺輾轉幾個分場，遇到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的名字並不多，幾十年過去，淡忘也自然，而他偏偏記得余吉利。也許余吉利太特別，因為他曾是中國拳擊比賽的全國冠軍。記得讀到回憶錄中這個冠軍頭銜的時候，我多少有點將信將疑，直到多年後，余吉利真真切切地出現，我才相信：一本回憶錄，就是一段真實的歷史；裡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余吉利坐在我對面，我仔細打量，想找出全國冠軍的影子，看下來只覺得面目不清，他本來眼睛不大，一隻眼睛還在發炎，紅紅的只留下一條細縫，另一隻也不停地在眨著，顯然感覺不舒服。一開口，他的詞語都粘在一起，語流滾動極快，我得豎起耳朵，才勉強能聽得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飛路927弄，也叫霞飛坊。那是老上海一條典型的「新式里弄」，當時所謂新式，其實就是西式。這一帶是法租界。霞飛坊是仿法式住宅，卻並不是法國人建的。1924年，霞飛坊由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投資建造，整整一大片整齊的三層磚木結構住宅，到今天也還是一景。余吉利的父親余宏基就在比利時房屋公司工作，是一個普通職員，母親在家帶著幾個孩子，家境還算不錯。

　　少年余吉利在銘本小學讀書，卻坐不住，是個特別頑皮好動的孩子，後來進了雁蕩路業餘中學。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著大同大學外語系的一個大學生，叫黃曉陽，他比余吉利大個五六歲，從黃曉陽家的窗臺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的家。余吉利回憶說，他們兩人經常玩在一起，活像是親兄弟。黃曉陽是個業餘拳擊愛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擊這一行。提起已經去世的黃曉陽，余吉利仍然充滿敬意和感激，把他稱作是自己的啟蒙老師。那是1946、1947年之際，余吉利才十六七歲，他正在長大，卻依然貪玩而漫無目標。就在即將成年卻不知下面的路怎麼走的時候，拳擊運動讓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上海自開埠就是開放城市，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娛樂場一帶就主辦過第二屆遠東運動會，這地點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園和虹口體育場一帶。在上世紀前半葉，上海舉辦了一系列國際運動會，而拳擊運動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傳入上海，在租界地區流行。那時候，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也是一個體育活動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專派了體育幹事艾克斯納（Exner）前往上海，協助成立青年會體育部。194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開始舉辦拳擊訓練班，教練是個名叫D. B.Reich的法籍猶太人，還每隔兩周舉行一次邀請賽，邀請精武體育會、西僑青年會、俄羅斯總會、法國總會、猶太總會等各會的拳擊手比拳。黃曉陽把少年余吉利帶到青年會，讓他在那裡直接向外國拳擊手學拳。余吉利身體條件好也刻苦，他對拳擊非常投入，長進飛快。

　　二

　　時局在動盪，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同年5月27日進入上海，十九歲的余吉利沉浸在自己的拳擊愛好中，對政治並不關心。最初，政權變更似乎並沒有給他迷戀的拳擊世界帶來什麼突變。基督教青年會仍然是拳擊運動的中心，繼續在八仙橋和四川中路599號的會所舉辦拳擊訓練班。八仙橋還是那個猶太人教練，四川路會所則由當時著名的中國拳王周士彬擔任教練。在余吉利剛剛開始學拳的1946年，二十四歲的周士彬已經成了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七國拳擊賽冠軍。余吉利至今珍藏著當年他們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會還在八仙橋會所舉辦了拳擊比賽，參加比賽的有大同中學、復旦大學、東亞體專、滬江大學、滬江附中、聖約翰大學附中、精武體育會、中華體育會、環球化學廠、青年會等，共四十餘人參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聯合會軍體部和基督教青年會體育部，聯合舉辦中西拳擊對抗賽，以門票收入救濟失業青年。

　　余吉利這段時期的記憶非常個人化、目標也非常單一，他記憶中的那兩年，就是不斷練拳和比賽。他不善描繪自己的業績，只是簡單地一句帶過，說當時自己「打一打就贏，打一打就贏，就變成了上海隊代表」。就在這段時期，漸漸地，猶太教練消失了，那些參加青年會拳擊比賽的私立學校也消失在院系合併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會越來越邊緣化、民間體育組織逐漸退出，政府的體育組織開始成為體育運動的中心。拳擊也基本歸了官辦。余吉利不是很在意這樣的變化，只要能夠繼續打拳，他就滿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馬廳，成立了足球隊，還舉辦了一系列體育義賽，以門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這樣一次市級比賽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個上海市冠軍。這次榮耀給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唯一痕跡，是一張冠軍杯的照片。看著照片我順口問過：「獎盃呢？」余吉利輕描淡寫地回了句：「送人了。」就是這只送了人的冠軍杯，給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親去世。此後不久，幾個穿著軍裝的人找到他，問他是不是願意參軍去。原來，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體工隊打算成立拳擊隊，看中了這個年輕的上海冠軍。余吉利高高興興地參軍去了。他一定和當時大多數青年一樣，穿上軍服覺得很是神氣和光榮。我是從一張照片上看出來的，他和另外兩個戰友，特地穿上不同軍種的軍服，照了一張「海陸空」並列的側影，怎麼看都像一張徵兵宣傳畫。

　　五十四年後的余吉利，還保存著已經變得脆弱的「革命軍人證書」，他小心地在我面前打開。證書很歷史，折痕處已經有了破洞。證書上方，是對稱兜掛的紅色軍旗和五角的八一軍徽，下面坦克軍艦俱全，兩邊戰鬥機淩空而起。底部的綠色枝葉纏繞紅色緞帶，托住了粗粗重重的寶藍色邊框，色彩濃烈。當時還沒有流行簡體字，證書是繁體直排，由右及左：「革命軍人證書　余吉利同志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參加我軍，現在本院工作，其家屬得按革命軍人家屬享受優待。此證。」下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鐘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沒有斷句，標點符號都是此刻我加的。發證日期是余吉利參軍半年後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在心裡歎了口氣：這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參軍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軍中無敵手。1953年11月，在天津舉辦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大會，相當是全國運動會的前身。運動大會上，代表華東的上海選手陳新華獲羽量級冠軍，周士彬獲中量級亞軍。余吉利以全軍第一名的成績代表解放軍隊參賽，擊敗所有同級對手，成為次中量級的全國冠軍。我看到一張報紙上模模糊糊的照片，記錄著當時余吉利的戰績。

　　那一年，余吉利二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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