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2)_林達

一二

　　歷史警醒的落點

　　今天，不論是寓真文章的發表，還是接下來的評論，都說明時代在進步。過去唯恐被告密的言論，現在居然公開討論。這個進步就是我們從「文革」結束後，開始逐漸建立和推進的法治，在一個個不同領域，漸漸劃出「罪與非罪」的界限。凡是經歷「文革」的人都明白，這幾乎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大家也看到，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中，還遠遠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的標誌，仍然是留有「罪與非罪」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帶。法律界定應該非常清楚，有罪就是有罪，沒罪就是沒罪。三十年改革開放，「改革」的意思就是「突破原來不合理的規矩」。有兩種改法，一種是從改規則開始，也就是先制定新的法律，行動在後。而我們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往往是行動為先。假如「行」得通，規則的制定再跟上。按這樣的順序，摸石頭的改革者處境就很懸。記得一個很聰明的女孩說「摸石頭摸出一個鱷魚背」，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一項改革受肯定的時候叫做勇於創新，被否定的時候就可以說是犯規違法——既然新規則還沒出來，突破老規則自然就是違法、就可能受懲罰。

　　這也包括觀念革新，它也和「罪與非罪」概念緊緊相連。在聶紺弩的時代，批評政府被劃在「罪」的範疇，是大多數人無罪受罰的根源。在今天，劃定這一類的「罪名」界限時，鑒於歷史教訓，就理應特別謹慎。政府必須給出非常清晰的刑事罪行的範疇，不屬於這個範疇，就是合法的。法律不能隨意把一些合法的議題劃入「罪」或「類罪」加以懲罰。否則，歷史進步就還沒有突破本質的轉捩點：雖然今天在數量上聶紺弩們大大減少，卻仍然有人無罪受罰。這些人的存在，也在阻嚇其他公民行使自己正當合法的公民權利。受阻嚇的人群可能仍然是數量不小的，社會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健康的。

　　在這個狀態下，「告密者」就不會絕跡。國家沒有正確界定「罪與非罪」，民眾就不可能有清楚的判斷。可能會有大量民眾把「非罪」言論行為當作危害國家的罪行去告發舉報。這個時候，說要把「歷史警醒」落實到對告密者個人的道德教育或者恥辱阻嚇，期待以此杜絕告密行為，都是不現實的。很可能有人認為自己的告密行為是道德的，是在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安全安定，雖「滅親」卻有「大義」在。而對於一些明明知道自己在做錯事的告密者，也很方便就給自己提供著合理藉口。「罪與非罪」界限明確的法治社會，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第一步。否則，告密者盛行，無罪者可能受罰，和諧從哪裡來？

　　建立公平善意的社會是我們的目標

　　再回到寓真文章，也就是再回顧聶紺弩時代。那個時代太殘酷，「罪」的範圍越劃越大，懲治越來越嚴酷。很多人只是因為說錯一句話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一次次運動下來，社會被劃分為「整人和被整」兩大塊，中間地帶也並不安全，社會在合理藉口下鼓勵告密者，中間地帶就在不斷被重新劃分。出於各種原因，告密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文革」走向極端，民眾處在極度驚恐不安的社會狀態下，許多人（包括未成年孩子）在逼迫、壓力下屈服，或者被扭曲；尤其是孩子在無知狀態下，扭曲原本正常的親情倫理，自以為在行大義，待時過境遷，理性恢復，則終生留下心理陰影難以擺脫。也有許多人在合理藉口下釋放了人性惡的一面。人性原本複雜，可以說集天使與魔鬼于一身。一個良性社會可以誘發人性善的一面，反之會激發人性惡。「文革」中一代學生都耳聞目睹甚至親自參與了對老師的虐待、酷刑甚至謀殺，這種整整一代人被扭曲的後果，在此後的社會生活中都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

　　回顧這段歷史，也許無法避免涉及一些個人，不論是著名歷史人物，還是小人物。正因為那個時代殘酷，正因為被告密的人可能受到嚴酷對待，聶紺弩就差點死在牢裡，所以大家都明白，今天對告密者的揭露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因此，在涉及他們的時候，首先應該以謹慎、公正的態度來對待歷史事實。

　　舉個例子，對吳祖光，寓真文章提到：「關於聶紺弩焚詩一事，還有一些材料可資印證。這是吳祖光與聶的一次談話，當時被有心人記錄下來，後來也進入了檔案。」並沒有提到那個「有心人」是誰。

　　在別的文章裡，我讀到的聶紺弩案的檢舉人名單列有吳祖光。雖然說明，那是「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那麼吳祖光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寫了些什麼？他的行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告密者，這不應該是一個輕率處置的話題。

　　吳祖光父母在上海的家離我小時候住的地方不遠，讀這些文字，我不可能不聯想到那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文章中的一個名字。

　　經歷「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處處都是圈套。例如，在寓真文中提到：從審訊情況看出，聶紺弩頭腦是清醒的，胸懷是坦誠的，思維是睿智的。他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不隱諱自己對1957年「反右」鬥爭的不滿，也不隱諱對毛主席的所謂「污蔑」。

　　於是，聶紺弩在交代中坦率承認自己議論了江青的私生活，這在當時可以成為是「惡攻」的死罪，他在交代中提到：我是聽戴某說是羅某的女兒說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長接近。

　　又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認識一個叫戴某的醫生，他給我講，羅某女兒和他講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這句話主要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進行人身攻擊，我對別人也講過。

　　事實上，這些「胸懷坦誠」的交代，很可能又進入了戴某、羅某女兒的檔案，成為聶紺弩「揭發」他們的材料，雖然他自己感覺可能只是襟懷坦白、無意傷害他人。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文革」整人和被整的複雜性。從寓真文章的檔案材料來看，吳祖光和聶紺弩的談話，相比聶紺弩交代的「議論中央領導人」，幾乎不算什麼。所以，即便真是吳祖光寫的交代材料，完全可能是在無法逃脫的交代逼迫下，寫的一些他自己認為是無關緊要的交代，寫出來既應付了逼迫，對朋友也不會有什麼傷害。可是，假如我們在今天草率對待歷史，我們可能真正傷害一個並無過錯的人，置無辜者於不義。

　　今天回顧歷史，應該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公平善意的社會。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可以通過法治社會的建立，對犯罪的明確界限，剷除告密者生長的土壤；同時，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理當不簡化看待歷史，不草率對待他人。否則，在我們批判著那個時代的同時，卻還是不能在思維方式和行為上，和那個時代切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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