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1)_林達

一一

　　§劃定「罪與非罪」的界限

　　一文激起千層浪

　　看到一篇關於聶紺弩先生的文章，文章作者感慨聶紺弩當年是由於朋友的告密才被送進監獄。被點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們本身也長期受到政治迫害。後來，我又看到這些說法的來源——一位名叫寓真的作者寫了一篇關於聶紺弩檔案的長文。爆炸性的揭秘都是來自文中公佈的檔案材料。這些材料顯示，聶先生的罪名部分來自朋友的揭發。

　　關於道德的討論沖在最前面，因為既然「告」的是「密」，告密者和被告之間應有比較親密的關係，而告密會有惡果，會帶來懲罰。把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送入一個受懲罰狀態，是人們按常情常理特別不能接受的事情。

　　這樣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負責管理歷史檔案的年輕歷史學家，發現一份1950年的檔案，有米蘭·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點被判死刑，最後被送到鈾礦強制勞動十四年。檔案材料提到是大學生米蘭·昆德拉的揭發，卻沒有留下他的筆跡。而米蘭·昆德拉本人否認有過這樣的事情。此案至今還是個謎。

　　另外，在東西德合併之後，東德檔案公佈也一度使得告密問題公開，涉及面之廣，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際關係要重新洗牌，維護最基本社會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鄰里關係等等，都處在崩裂的可能之中，當局不得不暫停公眾對一些檔案的查閱，或者在檔案中隱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曾經是「政治運動過來人」的學者指出，告密根源是由於幾十年嚴酷的政治運動摧殘扭曲著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複雜的。這樣的揭秘會帶來許多難以料想的傷害，我們應該停止「揭瘡疤」。也有學者認為，告密現象今天還沒有絕跡，所以，「揭」有警示作用，讓大家知道，告密是壞事，做不得，做了之後，有一天可能會被揭示，會被大家所不齒。那麼，到底如何是好呢？

　　我想，首先要問：為什麼會形成社會的告密之風？大家注意到，在某種社會機制下，會出現大量類似的告密。我想，應該探究的是，為什麼會這樣，所謂告密的要害究竟是什麼？我以為這裡的關鍵不是這個社會是否缺失道德教育和警示警告，而是這個社會是否缺失健全的法制。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有一個概念時常是含混的。這裡所說的「告密」，並不是說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親近的人正當舉報；而是指某人並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卻被告發而導致災禍。這就是說，關鍵不在於告發，而是「無罪懲罰」。換句話說，如果在法制健全的社會，哪怕被告發，也不會帶來懲罰和災禍，因為這些言論或行為本來就是「不違法的」。於是告密也就失去意義。

　　在一個告密流行的社會，「罪與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為會受到等同犯罪的處理。這樣，問題突然就簡單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簡化複雜的告密問題。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真正的刑事犯罪，對正當舉報有種種法律規定，以避免誣陷。也盡可能對人之常情予以照顧。例如，一個犯罪嫌疑人的直系親屬，可以有權不出庭提供對自己親人不利的證詞。可是，哪怕是親人，你也不能幫助罪犯藏匿罪證、不能協助逃亡，否則就是共謀罪。比如，在美國也有親屬舉報犯罪的，最出名的是一個校園炸彈手，專給人寄炸彈郵包，寄了好多個了，高額懸賞好多年也沒有破案，最終是他弟弟從他的「宣言」裡識破真相，告訴自己的母親。兩人商量下來，決定阻止親人的犯罪行為，舉報並謝絕了獎金。美國社會的大多數人體諒這對母子的內心煎熬，對他們還是很敬重。至於對犯罪集團布下「線民」，更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為這裡討論的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法治社會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劃出罪與非罪的明確界限。對罪行依法處置，鼓勵正當舉報。而對非罪的言論行為則依法保護。

　　設想如果處在法治社會中，假如有人去報告說，聶紺弩寫了什麼文章，員警會說，對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錯門了。假如有人報告領導說，聶紺弩批評了某項政府措施，領導會說，大家都在忙著掙錢，難得聶先生還關心國家，批評得可有水準？有水準的話我們給發點獎金。這樣，自然就杜絕了我們在討論的、充滿貶義的所謂「告密」。

　　在我們曾經經歷的多次政治運動中，有層出不窮的「聶紺弩事件」發生，說明社會在那個階段，「罪與非罪」嚴重不分。這種不分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無罪公民受到嚴酷懲罰，一方面是社會假借法律名義傷害無辜者。告密者只是病態制度運作中必然會發生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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