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6)_林達

六

　　在一個法治國家，這類事情的處理是橋歸橋、路歸路。抗議集會是法律容許的範圍，政府不可以不批准；但發生違法暴亂行為，獨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懲治，政府干涉都無用。行政干預司法乃憲政法治之大忌，休提。當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重大外交舉措不可以隱瞞民眾。而1919年的中國，很容易一步錯而步步錯，或者說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個思路邏輯都對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眾抗議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獨立的，所以釋放被捕學生事情是政府說了算，這樣歪打正著，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羅家倫估計的政府思路大致不會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的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剛剛聽到學生決定罷課的消息，就把「明天全體複課，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換條件提交給大學校長。5月6日當晚十點，蔡元培緊急召集北京各大學校長，在他的辦公室接見學生代表。羅家倫回憶：學生代表都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複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唯一贊同這個妥協的是羅家倫：「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羅家倫向校長們確認妥協交易的可靠性，校長們說：「我們可以以生命人格為擔保。」還告訴學生代表，京師員警總監「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羅家倫說：「我以為既然如此，我們就複課好了。」其餘學生領袖都反對，可是既然羅家倫說出來了，他們居然也都勉強照辦，可見二十二歲的羅家倫在學生中也確是有威望的領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學先後複課，「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同學從員警所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離亂巨劫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

　　過去我們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學生一節，現在下文已經漸漸為人熟知：學生出獄，蔡元培就離北大而去。留下的一封辭職信裡引用的典故成為學生們費解難猜的謎：「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羅家倫回憶說，學生們紛紛去請教國文老師，讓那些被新文化運動冷落的老夫子們好好得意了一番。對於當時北大學生的國文水準來說，這實在沒什麼難懂的。或許是他們不願意或不相信他們讀到的意思吧。蔡元培清楚地看到，雖身為校長，下面的局勢他無力回天。

　　下面是沒有了校長蔡元培的學生們自己運轉的北大。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學生們顯然還在擔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問罪，「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訂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雖然這一「策略」不是羅家倫提出，他顯然在當時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事後反省這樣做的正當性。

　　北大學生走向全國，派去的學生髮回密電，告訴北京同學「可以相機發難」。於是，學生領袖分兩天派出幾百名學生去街頭演講，這樣就又有人被抓捕。這次學生被捕已經不涉命案，可以有慷慨以赴的氣概。同時，學生被捕本身又可推出下一個高潮，羅家倫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發出學生被捕的電文，成為各大城市新的聳動新聞。南下點火的北大學生，遂發動勸說上海商家罷市，「甚至於要求不遂，向商店老闆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著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的面前，用一隻碗向自己腦殼一打，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

　　這讓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後的梁實秋。清華學生梁實秋也跟著同學去前門外珠市口演講，聚集的民眾阻礙了交通，有汽車按喇叭，激怒的民眾頓時搗毀了一部汽車。梁實秋說：「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章宗祥的兒子也是清華學生，和梁實秋同宿舍，「五四」後悄悄離開學校。但是他的床鋪被同學砸爛，衣箱私人物品被四處亂扔。梁實秋對此尤不能認同。那一年，梁實秋十六歲。

　　接下來，是天津、上海向政府要求「罷免賣國賊」和「不簽巴黎和約」。還有前提，就是釋放學生。這時，北大在臨時拘留所裡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員警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拘禁在員警所和步兵統領衙門的學生更不肯出來，「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當時民眾與官府的力量對比可見一斑。直到「五四」五個月後，學生會派羅家倫去請回蔡元培，蔡元培「慨然答應」。也許，蔡元培看到，五個月下來，已是學生「可小休」的時候了。事實上，到年底，北大學生為另外事情，和政府又起過一次衝突，羅家倫也為首領。可是，如蔡元培預料的，已經到了羅家倫和學生們看到「學生運動也就衰落下去」的時候了。

　　羅家倫曾總結衰落原因，認為：一是「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二是「第一次學生運動」都是用功學生負責，「但是到後來久動而不能靜，有許多人只知道動而不知道讀書，於是乎其動乃成為盲動」；三是，「最初動的學生，是抱著一種犧牲精神，不是為了出風頭」，而他們的「名聲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於是乎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風頭的最好方式，結果個個想起來動，結果必至於一敗塗地」；四是後來的各種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於內部的破裂」。也許還應該說，運動是短暫的事情，能夠達到的目標是有限的，自然會衰落。可惜熱血沸騰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適時機見好就收。

　　當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後後的文化運動，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學潮。羅家倫在總結「五四」影響的時候，不認為表面勝利是重要的。他認為重要的是推動形成民眾組織和擴大新文化運動，「喚起了全國青年對於國家問題的意識」。羅家倫入學北大那年，恰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同一年，他最清楚地看到，沒有蔡元培推動的新文化運動，不會有發動「五四」的北大學生。學生們對國家問題有了意識，可是在這樣的意識下做什麼和怎麼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討的事情。至少這樣的學生運動，並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實秋甚至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探求新知」都不宜「過於熱心」，以致「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給自己內心安排出空間、去深入探討這樣問題的人並不多。因為運動大前提的愛國重量壓倒一切，其餘探討也就「渺小」到難以啟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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