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7)_林達

七

　　提到北大學生1918年的總統府請願，羅家倫說，這是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事，他還說，「（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五四」以後，北大更是脫離不了政治了。不僅「五四」是必然的，此後中國的轟轟烈烈都是「事有必至」。人是需要精神支撐的，需要自己有正義感、有愛國心、有道德的精神追求，尤其是處在如北大、清華這樣精神上層的青年學子。「五四」這樣的大事件於青史留名，表現出宏大敘事的正確性，支撐起了一代代前赴後繼青年學子的道德感。這其中包含著犧牲、流血、牢獄，因而使得任何要往深處走一步，提出批評檢討的人，都可能在道德上先輸一頭。

　　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歷史所規定的局限。還是有少數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腳來，甚至走出喝彩聲以及五色光環，從困惑開始而尋出它背後必然的負面效應。二十三歲的羅家倫，反省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濟之地。」反省的還有「五四」時才十六歲的梁實秋。「五四」建立的清華學生會，在此後有權評議學校事務。梁實秋擔任了幾年評議員。他說：「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清華學生在短短時期內驅逐了三位校長。「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

　　在一個內憂外患狀態下，人們被不斷的學生運動、民眾運動的大潮所裹挾，看似積極主動參與，其實不論情緒、精神狀態還是身軀，都是被動地被局勢推著走的，幾乎很少有人能夠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遊戲，即便不毆人縱火「暴徒化」，那種「決策於千里之外，運籌於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士化」，以及梁實秋看到的失去個人獨立而從眾的狀態，仍然有著致命吸引力。有許多人更是一經運動，終生無以擺脫「運動態」，再也靜不下來。愛國以民眾運動為主要形式、形成滾滾不息潮流，訴求越正當，越是迷人，越會捲入一代代優秀青年，對一個國家的毀壞更會超過對它的正面推動。雖不斷有人意圖改善運動和它的領導組織，卻看不到此乃硬幣之兩面，弊端與生俱來無可根治。歸根結底，這不是冷靜審慎堅實的制度改革，雖披以現代外衣，它仍然輕而易舉就可能潛移默化為中國式的政治權術操作。

　　身為校長，蔡元培當然第一個預料到「五四」對學生志趣與品性的改變。接任校長的蔣夢麟回憶道：蔡元培說，學生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五四」以後，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稱「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複加。」你們做到登峰造極處了。不知學生聽了是否全當作誇獎吞進肚裡。蔡元培又轉回來表示，真正寄希望看到的中國青年和未來國民是「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使諸君果已抱有恢復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在「五四」前，胡適和陳獨秀兩名教師、羅家倫和傅斯年兩名學生，在北大受到保守派最大的壓力，然而「胡適雖然同情學生訴求，卻認為這場運動也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不僅破壞了北大的教學制度，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進展，也促使他放棄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初衷」，作出這樣思考的胡適，「五四」那年二十八歲。他此後一直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蔡元培、羅家倫和胡適，屬師生三代，此後卻維持了長久的特殊友誼。他們對「五四」不同於尋常的推敲，是這段友誼的一個重要紐帶。在此後中國動盪的局勢下，他們不可能遠離政治，也沒有放棄當動則動。可是，他們和「五四」那年四十歲的陳獨秀，有著明顯不同。他們不能完全在局勢推動下隨波逐流，在動與靜、破壞與建設的局勢之間，他們有自己的獨特思考和不斷掙扎。這種掙扎來自於他們能夠穿透動盪局勢，看到不論作為個人還是民族，當有某種恒定不變的東西。他們相信，這種東西沉澱下來，才是個人和民族立足的堅實基礎。

　　「殺君馬者道旁兒」，你的馬兒跑死，全因道旁歡呼喝彩的人太多。許德珩說，這是蔡元培在嘲諷當局；更多的人說，這是蔡元培在自嘲；羅家倫沒有給出結論，仍稱之為謎。我想，他的心中其實是有答案的。

　　1919年5月9日淩晨，給北大留下這句話的時候，蔡元培五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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