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5)_林達

五

　　§「殺君馬者道旁兒」

　　——讀《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

　　最近在讀羅家倫女兒羅久芳紀念父母的文集。先流覽了出版後記。作者提到，編輯高豔華女士建議：把紀念文字和傳主遺作合而為一，合成一本「從多個角度出發的傳記」。羅久芳希望，這樣安排，能使得「讀者不僅能從中認識我父母親的生平，也能夠體會出他們那個時代的滄桑」。讀罷，感覺這個設想真是很成功。

　　羅家倫曾出任清華大學（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和中央大學（1931年至1941年）校長，清華從一個半舊半新的學堂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大學，羅家倫是最初推手。羅家倫以他三十來歲的旺盛精力、多年遊學歐美的見識和過人的魄力才幹，給梅貽琦繼任主持清華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除了教育家，羅家倫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學者。可是，正因為他和胡適一樣，曾居於海峽另一端，也就遲遲不能被此岸的故國後人所瞭解。這本書面對的不是學者、研究者，而是我這樣的普通讀者。它也不是對先人歌功頌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讓我們有機會以一個新的角度去審視前輩和他們的舊時代。那個時代並不因其遠去就和我們毫無關聯，它是我們經歷的新時代的母體。例如，羅家倫那一代人所經歷的、我們現在年年還要紀念的五四運動。

　　我們看前輩學人，會有個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們功成名就之後正襟危坐的模樣，便以為這是他們一以貫之的形象，而忘記他們也曾經年輕，曾經也是嬉笑怒駡、活蹦亂跳、口出狂言的毛頭青年。讀到書中對「五四」的描寫時，不由想起自己中學的教導主任楊漱敏，她是九三學社創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視眼，一頭短短的白髮。在一二九運動紀念日，她主動向我們回憶當年的親身經歷。當年那些課本上的說法我都忘記了，留下印象的就是親歷者的細節，說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會兒要跑，就拼命跑，要站住，就滿街擠個水泄不通。小姑娘楊漱敏最驚訝的是，看著兩個男同學被擠得跳進了街邊一口大大的空鐵鍋。還有回到學校又如何興奮得很多日子靜不下來。這讓我知道這些事件不是歷史課本上一個抽象的概念，這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參與者多為比我當時大不了幾歲的學生。

　　五四運動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在青島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而沒有歸還中國。這裡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還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的參戰程度，涉及巴黎和會的力量配比，種種複雜糾葛導致出這樣一個結局來，有歷史的偶然和必然，這不是本文探討的範圍。只能說，這樣的結果在當時的北京各大學裡，必會引發出一場以愛國為主題的學生運動來。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遊行集會抗議都不在話下，最後的高潮是發生了火燒曹（汝霖）府和「痛打賣國賊」章宗祥的事件。章宗祥被毆重傷，一度生死不明。讀「五四」的羅家倫回憶，最初引起我興趣的，正是圍繞這一歷史細節前前後後的故事。

　　為了反對中日密約，「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經有過一次新華門總統府請願的學生運動。這兩次運動羅家倫都是發起人之一，更因其後者被稱為「五四幹將」。這個幹將在1918年發起請願是二十一歲，「五四」那年是二十二歲。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奮。在走出校門前的一次集會上，四年級學生許德珩慷慨激昂發言。他二十五歲才進入北大，1919年二十九歲，是學生中年長的一個。他後來成為九三學社發起人之一。會上劉仁靜揮動小刀意欲自殺，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當時十七歲。後來代理北大校長、也是後來的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一些書中稱他為「五四學生領袖」，其實不然。「五四」那天陰差陽錯，他本來要被學生推選為副主席的，結果被一個同學打了一拳，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四運動脫離干係，再無瓜葛。傅斯年當時二十三歲。

　　關於發生在曹府的故事，現場目睹的人並不多。許德珩當時在場。他不僅後來一直是九三學社的領導人，還堅持申請加入共產黨達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歲才如願以償。他長期作為大陸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驅，為我們傳承這段歷史。

　　羅家倫後來去了海峽的另一邊，他當時也在場。他非常中性仔細地描述了當時發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眾痛打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經不能起來，在場學生無人救助。而是由在場的一個日本人和一個用人把他抬出曹府送到一個雜貨店。「群眾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就「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來」，那個日本人冒死試圖保護他，學生們「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所以章宗祥當時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我還親眼看到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裡，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曹家的室內陳設被學生們紛紛砸碎，包括眾多香水瓶，「香氣四溢，不可向邇」。羅家倫看到高等師範的學生從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火柴）開始放火。他在回憶中問道：「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羅家倫出了前門，可是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把一條街擠得水泄不通。幾十人尚在曹宅來不及出來，被軍警逮捕，其中就有許德珩。

　　「五四」當天，一場民眾抗議政府對外政策的愛國運動，就以一個縱火及毆人重傷的高潮告終。在如此混亂的民眾運動中，發生這樣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難避免，更何況中國民眾大規模請願干政，還是初試牛刀，不割出血來才是奇怪事情。問題是割出血以後怎麼辦？

　　我覺得好奇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大規模「運動」本身就有製造問題的能力。一旦問題被製造出來，一是新問題成為當務之急，而引發運動的國家大事反而退而為其次；二是新問題可以成為「運動」的進一步推動力。兩天后，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曹宅當然已經燒光。記得我們的歷史課本上沒有羅家倫講的這些細節，歷史書暗示和引導我們：痛打、火燒的對象既然是賣國賊，也就是無可厚非之正義行為。在當時，大多數人怕也是持這樣看法的。

　　不到二十二歲的羅家倫「五四」那天回來累得倒頭大睡，第二天起來，還在奔走，並且參與了全體通過的北京學生罷課決議。在一年前那次新華門總統府請願運動時，事件一發生北大校長蔡元培就立即辭職。最後學生表示退讓回校，又由羅家倫等學生勸說校長回來。這幾個學生有個基本概念，就是不能傷害北大。為此，發起運動的羅家倫還被顧頡剛痛駡了一頓。1918年，顧頡剛二十五歲。這一次，「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學生在曹府現場被抓，蔡元培根本不提辭職，而是主動聯繫所有大學校長，商討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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