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4)_林達

四

　　最有意思的是鄭超麟描繪的這種變化的過程：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階段沒有立即混亂，是因為官府構架基本沒有大動，只是改了稱謂。「辛亥革命後，為了表示和專制朝代有所區別，便改變官制稱謂，『總督』改為『都督』，『知縣』改為『知事』」，漸漸地，「縣府二級撤銷了」，變革在繼續，開始實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縣官，打破了幾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各縣紳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讀法政學校的學生紛紛活動出來做官」。鄭超麟還記得：「廢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變縣官稱謂，更引人注意。」

　　變化的後果在漸漸顯露出來，「辛亥」後的「第一位『知事』姓盧，是本省永定縣人」，「老百姓起初還是把盧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縣太爺）一樣，但漸漸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實質性的變化開始起作用了」。「『老爹』背後沒有了皇帝，畢竟減損了威風。以前人們怕『老爹』，不敢滯納錢糧，不敢反抗苛政，並非害怕衙裡那幾個『親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現在，這個客家人，住家離我們不遠，來我們縣裡做官，又沒有皇帝撐腰，我們怕他什麼？於是城裡的流氓膽子大起來了。」「盧知事在縣衙門裡也失去威風了。糧房收了錢糧不及時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幾遍，才交上去，有時只交一部分。文書房的職員，要求加薪，不遂則罷工。」私鹽也管不住了，「在城裡大街上公開出賣。最盛時，中水門街上兩邊都是私鹽」。

　　盧知事想整頓，抓了幾個私鹽販子，「在四知堂過堂。剛審問幾句，被捉的鹽販子就在堂上鬧起來。為首的一個三十多歲，身強力壯的人，我認識此人，家住楊家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賭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帶著其餘的鹽販子向公案沖去，親兵和差役制止不住。盧知事見形勢不好，便從後堂逃走了」。

　　城裡開始鬧事，「只有一部分是鹽販子和流氓，大部分是普通市民」。最後事情的解決，「說來滑稽，原來是前朝末任知縣，一個姓鐘的山東人，出來解決的」。他一口山東口音，當地人還都聽不懂，「他來到明倫堂門前的大院子，對聚集在那裡的群眾說了幾句話，自然是有人翻譯的。那天我也擠在群眾中間看熱鬧，我聽不清楚這個山東老頭子說什麼話，只覺得群眾還是尊重他」，最後總算沒有釀成暴亂。

　　「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現任的官，更有權威」，而且，還是一個講著當地人根本聽不懂的方言的「前官員」，這給鄭超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晚年鄭超麟講述這段故事時，循著他的理論，還在扼腕嘆息：當時沒有出現「新的意義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發的群眾運動變為自覺的階級鬥爭」，雖然在同一章節裡，鄭超麟告訴我們，當時漳平最基本的氛圍還是「首先，皇帝沒有了。這一點，漳平縣老百姓無論如何想不通。世界怎麼可以沒有皇帝呢？自從盤古開天地都有皇帝」。

　　這些個人回憶讓我們瞭解了，辛亥革命存在的上下脫節狀態在鄉村和小縣城是如何具體表現出來的，也讓我們看到變革時代制度銜接之重要，看到變革的循序漸進為何要顧及複雜的社會民眾層面的種種因素。

　　談到一場革命，歷史學家常常只告訴我們，這是「歷史進步」的重要轉折，民眾似乎必定是歡迎進步的；歷史學家沒有告訴我們的是，行進中的列車，如果突然做出一個「歷史性轉折」時，車上有多少人會因猝不及防從車窗裡被甩出去；大歷史也不會告訴我們，那個被甩下去的人懷抱的會是什麼樣的心情。這樣的事情，在宏觀的大歷史之下是不被關心的。可由於不關心，社會民間歷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此消失了。消失的結果，是人們沒有得到應該有的教訓，而歷史也因此缺少了一個豐富的層面，不能給我們提供它的複雜性、提供讓我們謹慎行事的依據。

　　兩部傳記和回憶作品只是講述了一點個人故事，卻背負著沉甸甸的歷史分量。提醒人們在大變遷的年代，注重牽動民生的細節，避免不必要的傷害。千千萬萬個鄭品三，他們只有短促的一生，他們的人生、他們的夢想，不論是以什麼名義，都不應該被輕易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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