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憂慮(60)_林達

六〇

　　查閱了這些檔，他們才知道，在這個秘密計畫實行時期，他們的電話曾被竊聽，銀行帳號被查閱，他們的鄰居朋友被召去談話。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當年和黑人的「陣線」組織在反戰集會聯合問題上的失敗，原來是聯邦調查局偽造信件搞的小動作。在他們的律師查看檔案的時候，還發現了一些他們這個案子以外的問題。比如，在50年代，聯邦調查局就有過類似的計畫，針對調查美國共產黨。還有，在60年代的民權運動的集會中，聯邦調查局使用一些小伎倆，破壞過其它組織的集會，比如利用步話機誤導遊行隊伍，等等。

　　最終，陪審團宣佈，具體參與「秘密計畫」的幾名聯邦調查局的被告罪名成立，賠償金額達70萬美元以上。他們大叫冤枉，他們辯稱，對於他們來說，這只是執行公務。但是從1971年起，美國的法律已經要求公務人員對執行公務中的行為負法律責任，只有在一個情況下例外，就是在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時候，堅信自己是不違反憲法的，才可以免予起訴。在這個案子中，這些被告無法使陪審團相信這一點。

　　在他們上訴的時候，美國上訴法院批示，政府任何企圖瓦解和破壞合法組織，或者恐嚇他的成員的做法，都是絕對違憲的。

　　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這些被告在判決時基本上都已經退休了。當初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也已經死去近十年。這些退休的被告並沒有多少積蓄，也根本賠不出錢來。最終，直到1986年，雙方達成庭外協定，減少了賠款數位，也同意由聯邦調查局替它的前雇員支付賠款。對於將來，作為被告之一，曾經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國內安全部頭頭，查理斯·布萊南說，他相信，聯邦調查局今後再也不會去試圖恢復這一類的計畫了。

　　實際上，重要的並不是聯邦調查局此後還想不想這樣做和敢不敢這樣做，重要的是，走過這樣的歷史階段之後，美國防止聯邦調查局這一類機構侵犯公民權利的法律，更為健全了，把這些有過特權的機構，也不例外地置於監督之下的機制，更為完善了。也就是說，關鍵是從制度上保證，以後哪怕胡佛又轉世回來當局長，「秘密計畫」也行不通了。

　　回顧美國歷史上的這樣一個階段，我總是覺得內容很豐富。仔細看看當時聯邦調查局發生的違憲干擾集會的情況，他們的舉動還是相當小心，動作幅度還是很有限的。他們對於當時混亂的局面感到緊張，因此而越軌，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社會動盪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是就是可以原諒的呢？美國最高法院對這一類問題的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保護個人權利，尤其是象集會自由這樣的基本權利，在平靜的年代和社會安定的時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會產生危機的時候，要做到這一點就顯得困難得多。但是，恰恰是這個時候，更應該讓人民有集會和把話說出來的權利，讓他們有機會表達一種和當時正統的觀點不同的意見。

　　早在1937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寫過這樣一段話：「有人會煽動以暴力推翻我們的制度，我們是應該把社會從這樣的煽動中安全引導出來。但是，我們越是認識到這樣做的重要性，越是應該堅持保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這樣的憲法權利不受侵犯。堅持這樣做，正是為了使我們能夠通過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會變化。幾個世紀以來，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這一點上的，這也恰是一個依靠憲法建立起來的政府的真正基礎。」那麼，這位大法官是不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呢？是不是把複雜的社會轉變和社會動盪看得太簡單了呢？

　　再回顧60年代的美國，要求給黑人以民權，至少是美國南方各州的「非正統觀點」，要求從越南戰爭中擺脫出來，也肯定是和當時美國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相違背的「非正統觀點」。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所有的人都會看到，美國人民的這兩種「非正統觀點」，無疑是代表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好在，儘管有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問題，但是，美國習慣於遵從憲法的總趨勢，還是基本保障了這樣一種民間「非正統觀點」的自由表達，也使得30年代那位大法官非常理想化的預言基本實現。美國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思想，藝術，觀念，精神面貌的各各方面，無一不受到這場變革的影響。如果當時美國政府採取強制封殺的政策，將不會阻止這場社會變革，而只會使矛盾激化。所幸的是，在美國憲法精神之下，這一變化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百萬黑人大遊行，美國政府儘管有可能感到不安，但是和三十多年前相比，畢竟放鬆得多了。遊行的那天，我也很感興趣，因為30多年前，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走向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遊行，我們沒有趕上，很想看看今天是個什麼勁頭。儘管這個遊行是趁著辛普森案之後，估計黑人的種族情緒最為高漲的時候舉行的，但是人們還是明顯可以看到，美國在三十多年來，在處理種族問題上，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整個集會的氣氛顯得非常輕鬆和愉快，就像是一個盛大的節日。

　　在美國，有不計其數的「少數民族」，但是最為惹眼的種族問題，還是白人和黑人的關係問題。首先是因為黑人是人口比例最高的人種，在美國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八，（亞裔只占百分之三點一），其次是任何種族問題，一般總是拿白人作為參照物件。一方面是白人數量大，（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十四），在各個層次上都佔優勢，另一方面白人和黑人在美國歷史上有過一段奴隸主和奴隸的宿怨。其實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外觀上的強烈反差。

　　對於美國的種族問題，我不想在這樣短短的信裡展開，我只想打破一種簡單的「種族歧視」的傳統故事。因為事實上，從美國通過民權法，在法律上禁止種族隔離，並且通過平權法案以保障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民族的就學就業等等，到今天已經30多年過去了。我只想告訴你，今天的美國種族問題和黑人問題，都不是一個象一加一等於二這樣邏輯清楚的簡單問題。

　　例如，我曾經幾次提到的「平權法案」。30多年前，它的設立是為了保障黑人（主要在南方）在長期教育機會不平等的情況下，能有同樣的升學和就業升遷的機會。因此，它規定了在政府機構和學校等等，在招生招工等方面必須有關於種族的硬性指標比例。比如，郵局有十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定要有兩個是少數民族。大學招生也是如此。當時，除了一些有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之外，大多數的白人和同是受惠者的其他少數民族，都是贊同這個法案的。但是30多年以後，有些情況反而變得含糊不清起來。今年，加州大學首先提出要取消招生時的平權法案，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反映。是不是主張取消平權法案，就是說明種族主義抬頭呢？似乎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平權法案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我就不多作解釋了。我想還是談談它所帶來的問題，使你可以瞭解問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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