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憂慮(47)_林達

四七

　　當他們回到家裡以後，接到通知，孩子再一次以同樣的中毒症狀病危，最後搶救無效，孩子死了。這位婦女被地方檢察官以一級謀殺罪起訴入獄。入獄之後，在等候審判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又有了身孕。她始終否認自己有罪，可是除了她的丈夫，其他人都將信將疑。

　　在法庭上，最有力的證據是醫院的報告，證明最後化驗發現，臨死前，孩子的血液中總共還有約半湯勺的毒液。這位婦女有一名律師，他的辯護策略顯然不能使人信服。最後，她被判有罪，處以終生監禁。她不服判決，開始上訴。這時，她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孩子一生下就和父親一起生活，過了不久，第二個孩子發生了同樣的中毒症狀。孩子的父母又憂又喜，儘管孩子又有問題，但是至少證明這和這位婦女無關。但是檢察官不同意以第二個孩子發生的情況否認前面的起訴。也許是什麼人為了救出那位母親，存心又給第二個孩子喂了冷卻液呢？

　　這時，她雇用了第二個律師。當時她自己經歷了漫長的災難之後，已經心灰意懶。律師在同意接下這個案子之前，也對她到底是否毒死自己的兒子吃不准。她又由於前一個律師辦案失敗，對律師失去信心。因此，一開始，他們之間的溝通並不好。但是當那名律師真正相信了她之後，全力以赴展開調查，最後他找了許多醫學專家，發現冷卻液在體內的半衰期是一個小時，也就是說，每過一個小時就會有一半被排出體外。這樣的話，根據那位元婦女最後一次餵奶的時間，到孩子抽血化驗的時間間隔這樣計算，如果化驗時還能確定孩子體內有半湯勺冷卻液的話，他媽當初得給他一下子灌下去六加侖！

　　這份證明一出來，檢察官馬上把起訴給撤了。經過醫學專家對她的第二個孩子的反復鑒定，證實他們的孩子有一種非常罕見的遺傳疾病。發病的症狀就活象是中毒。而醫院的化驗室當初肯定是先入為主，馬虎從事了。至今，這名婦女還保留著對醫院化驗室起訴的權利。

　　這個案例至少使我瞭解到，一個看上去已經掌握了科學證據的案子，並不是意味著律師就沒有事情可做了，更不是意味著就不會再發生冤假錯案的可能。

　　在辛普森案審理期間，還發生了一起這樣的案子，一名二十多歲的婦女被控搶劫，由受害者作形象辨認確定是她。這類案件，受害者的指認，往往成為關鍵的證據。她本人不僅提供不出不在現場的證明，而且根本說不出事發的時候自己在什麼地方。她否認有罪，但是，最終還是被判有罪入獄。在她坐牢大概七個月左右的時候，真正的罪犯因其他案件被捕，同時供認了這樁搶劫。這時，大家才發現，這兩個婦女長得非常相象。

　　事實上，嫌疑犯表示認罪的情況是最皆大歡喜的。當然，也有一些罪犯雖然不認罪，但是卻明顯屬於「垂死掙扎」，比如，有大量證人目睹其犯罪，證據確鑿，當場人贓俱獲的。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在紐約地鐵開槍濫射的那名黑人，他手持半自動步槍，在車廂的走道上邊走邊射，總共造成六人死亡，十九人受傷。他也是在法庭上宣佈不認罪的。同時，他不要律師，要求為自己辯護。由於事情發生在擁擠的地鐵上，證人（包括受傷的倖存者）很多，這個牙買加移民卻在自我辯護中宣稱，所有的證人都是因為他是黑人而在陷害他。儘管他不否認槍是他的，但是他辯稱是別人從他手中拿走了槍，殺了人再把槍還給他的。他在法庭上也是西裝筆挺，侃侃而談，以奇怪的邏輯自比是聖徒受難，但是我相信當全體陪審團員一致通過，認定他的六項一級殺人罪「罪名成立」的時候，肯定不會有絲毫的心理負擔，也不會有任何人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困難的是那些沒有證人親眼看到犯罪過程，嫌疑犯則堅決否認有罪。在這種情況下，要確認罪犯有時是非常困難的。你從剛才我提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有時即使有證人，都會發生指認錯誤。有化驗報告，也有可能產生偏差。但是對於涉嫌的這一個公民，就很可能要為一個證據上的偏差而付出一生的自由作為代價。你必須理解這一點，在美國這樣一個把公民自由看得高於一切的國家，是沒有一個人願意看到這種情況發生的。一個無辜的人失去自由，是美國人認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了。

　　當辛普森案冗長的作證階段把全美國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時候，有一天，我和一群美國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進行的審判，大家開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師，拿這場審判開玩笑。後來，其中一個名叫戴爾希的白人女孩說，不管大家怎樣取笑這場審判，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後還是確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麼，就會有兩種錯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殺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沒殺人而被判了無期徒刑。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寧可他是殺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願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卻待在牢裡。對於這一點，所有在場的人都表示同意。

　　我逐步理解了美國人對於這一類問題的原則，他們一般來說，對刑事案件的審判從來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樂觀態度。他們相信會發生一些情況使大家都難以判別，在這種情況下，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原則很簡單，就是「寧可放過一千，不可錯殺一個」！

　　因此，在法庭上，檢察官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在辛普森一案中，辛普森對於他和妮可的離異始終沒有想開，而且在他們分開之後，曾多次到妮可居住的地方，不僅發生爭吵，還情緒失控動手打過妮可，以至於有一次當他憤怒地沖向妮可住所的時候，妮可嚇得打報警電話。這一類電話都是有錄音的。這一錄音在法庭上曾一再播放。同時，妮可還在銀行租了一個保險櫃，裡面有她被辛普森毆打以後臉上帶傷的照片，還有一份遺囑，似乎也在暗示辛普森對她有生命威脅。再者，其他人，包括辯護律師在內，都提不出使人信服的有動機的其他任何嫌疑犯。

　　可是，這一切都還不是「超越合理的懷疑」的證據。包括計程車司機所提供的證詞等，也還不是「超越合理的懷疑」的證據。在作案現場沒有人證的情況下，真正有份量的，應該是那些現場的血液取樣DNA檢驗報告，以及血手套，血襪子等物證，但是提供物證的同時，檢察官必須向陪審團證明，取證是科學的，證人是可信的，是「超越合理的懷疑」的。

　　同時，辯方律師卻根本不必去證明什麼，辯方律師所必須作的事情，就是對證據提出懷疑，並且使陪審團對證據的可信度也發生懷疑，那麼，就勝利有望了。

　　在檢方證人非常漫長的作證過程中，辯方律師竭力使人們相信，檢方所提供的證據，有可能是員警栽贓的結果。說實話，我一開始是不相信這樣一個方向有可能走得通的。要讓陪審團相信這樣一個看上去很離譜，而且非常異乎尋常的假設，實在是太難了。在我看來，有幾個地方辯方律師使人感覺很勉強。比如，他們假設妮可有可能是被哥倫比亞販毒集團殺死的，因為妮可有吸毒的歷史，如果大量購買毒品又不能支付的話，犯毒集團是有謀殺此類客戶的情況。但是，這種謀殺一般都十分「專業」，不僅用槍，而且乾脆俐落，從此案的現場看根本不象。更何況這只是猜測，沒有任何依據。另外就是他們對馮警官表現得過分的攻擊。他們還曾提出，辛普森在運動生涯中，身體受過傷，這些舊傷導致他根本不可能做到去刀奪兩命，可是辛普森在從球場上退役之後，偏偏不甘寂寞，拍攝了大量商業性的健身錄影帶。檢方馬上在法庭上放起了這些錄影，只見鏡頭前的辛普森體魄強健，動作自如，還不停地在開著玩笑，看得他自己和辯護律師都哭笑不得。

　　但是，有幾個地方他們顯然是成功的，首先是指出了取證過程的操作不規範，血樣保管有漏洞，提出辛普森被員警抽去作化驗的血少了一些（暗示有人利用了這份血樣去栽贓，給栽贓提供了現實可能性），還提出辛普森作案時間的疑問。另外，給陪審團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場面，就是讓辛普森試戴在現場揀到的那雙血手套。儘管檢方此後調動了一切手段證明手套的本來的尺碼是合適的，只是有些縮水了，但是在法庭上，辛普森吃力地把兩隻大手硬撐進顯然偏小的手套，我相信這樣一個景象比任何說明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更為強烈。

　　儘管如此，當檢方的證人紛紛作證完畢的時候，並沒有給人一種形勢明朗的感覺，也絲毫看不出辯方有絕對取勝的跡象。在美國，被告被員警掌握了一大堆證據，卻反過來指責員警是栽贓，這種情況畢竟還是罕見的。如果被告的律師不拿出點什麼絕招來的話，很難取信於陪審團。同時，形勢不明朗的狀態，對檢方也是一個不詳之兆，因為這說明檢方的證據仍處於被挑戰的過程之中。

　　在這一段時間裡，辛普森本人也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在外界爭取同情。他設立了一個免費的熱線電話，以收集尋找兇手的線索，以鉅款懸賞捉拿兇手，同時他還在牢裡寫了一本書為自己辯解。從我的感覺，這些舉動收效甚微。人們依然將信將疑。

　　當時，在我周圍的美國人中間，很多人都傾向于認為辛普森也許是殺了人，大家的依據主要還是憑感覺，覺得除了他之外，實在找不到另外一個人有這樣說得過去的殺人動機和那麼多疑點。同時，他們也多數認為辛普森最後能夠「脫身」，因為他們都熟悉美國的司法制度，感覺檢方提供的證據沒有達到無可挑剔的程度。因此，作為這樣一個重大案件的定罪，很可能是不夠的。

　　今天就先寫到這裡。

　　祝

　　好！

　　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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