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憂慮(45)_林達

四五

　　此後，各個州相繼恢復死刑，今年三月七日紐約州州長所簽署的死刑法，是美國第38個恢復死刑的州。但是，儘管如此，所有這些已恢復死刑的州，在執行死刑法的時候都非常慎重。為了確保不錯殺無辜，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須成立一個獨立的律師團，專為死刑犯進行辯護和協助他們上訴。美國在1967到1977年之間，沒有任何死刑案，此後到1993年，全國雖有2716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執行的還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說，在26年中，美國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處死。而且關於死刑的討論還仍在繼續。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檢察官必須考慮到，如果一開始就對辛普森這樣一個曾經是黑人體育英雄的人尋求死刑，很可能就會使陪審員在考慮被告的「罪名成立」時，心理壓力太大，從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終檢察官放棄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應該說這是比較明智的。

　　當正式審判開始的時候，照例需要被告當著陪審團的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認「罪名成立」。一般來說，被告都是簡單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誰也沒有想到，辛普森不但一反預審時無精打采的摸樣（預審時陪審團不在場），而且提足中氣斬釘截鐵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絕對不成立！」這種出乎意外的誇張修辭，在法庭上可能是屬於首創，其目的當然是一開頭就給陪審團留個強烈印象。一時間，在法庭之外被大家傳為笑柄。那些天你在美國到處可以聽到大家在說「百分之百的絕對」如何如何。不管怎麼說，隨著被告的否認罪名，「世紀大審判」就這麼開始了。

　　美國的審判過程中最冗長，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聽證了。因為聽證過程就是雙方律師，也就是兩支「運動隊」的競技對抗過程，先是由檢方提供證據和證人，然後，由辯方提供證據和證人。一開始，我們想當然地以為，在法庭上最狼狽的人肯定應該是被告，結果發現是大錯特錯了。我們在美國的法庭上看到，最狼狽的其實不是被告而是證人。你會說，證人不就是提供證據嗎？怎麼會被搞得狼狽呢？這是因為，不論證人提供的是正面還是反面的證據，不論他提供的證詞是想說明被告有罪還是沒罪，他都要在陪審團面前經受得住反對一方的詰問。在一個證人出庭作證的時候，他必須接受雙方的提問。不論是檢方還是辯方，向證人提問都是最具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檢方的證人，那麼，檢方的提問一般是比較好應付的，但是，辯方的提問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著走。反之亦然。

　　在美國的法庭上，最重要的東西莫過於證據和證詞，因此，任何證據都要經過反復推敲，檢方所作出的血樣化驗報告，辯方都會提出要一份血樣另請專家進行測試。證人的每一句話，也有可能被陪審團作為定罪的重要依據，因此，證詞的可靠性，證人本身的可靠性，當然都在律師質疑的範圍之內。所以我們看到，如果把美國法庭比作「運動場」的話，證人就是運動雙方競爭和遊戲的那只「球」。

　　在作證過程中，檢察官和辯護律師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問。提什麼問題，怎麼提法都大有講究。與證人觀點一致的一方，必須通過提問和證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審團相信證詞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卻恰恰相反，他必須挖空心思千方百計地提出一些證人感到難以回答的問題，或者讓證人的回答出現矛盾，或者刺激證人的感情薄弱點，使證人在情緒激動時證詞出現漏洞，甚至於直接對證人本身的信譽和可靠性提出質問。在這種情況下，毫無法庭經驗的證人當然很有可能被問得狼狽不堪。

　　但是，並不是任何問題都可以問的。有些問題在「犯規」之列，是不准提出的。什麼問題能問，什麼問題不能問，全靠法官掌握。這個時候，法官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一方在向證人提出問題的時候，另一方是在不斷對「問題」本身的犯規提抗議的。「抗議」一提出，法官馬上要「吹哨」，宣佈對這個「問題」本身是否通過。如果通過，證人可以回答，如果不通過，證人就必須拒絕回答。那麼，什麼問題是屬於犯規的呢？最常見的是「與案情無關」的問題，比如說，證人本人的信譽和道德品質經常會受到質疑，這一類問題一提出，提供證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議」，以保護自己的證人，這時，全看法官判斷了。如果法官判「與案情無關」，質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證人就可以鬆口氣，如果法官認為這一提問對鑒定證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對鑒定他證詞的可靠性都有關，那麼，證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氣，好好準備應付一些咄咄逼人的問話了。

　　還有一些誘導性的問題也是不允許的，比如說，你不能先確定一個事實，問證人是不是這樣。這也是犯規的。同一個問題，有時候從一個角度去問是可以的，而換一個角度問就犯規了。在美國的法庭上，是相當緊張的。提問的一方總是儘量提一些問題，誘使證人講出對自己一方有利的證詞，對方就幾乎一直在對各種問題的提法提出「抗議」，法官就不斷地在對每一個「抗議」作「通過」或「否決」的判定。一旦法官的判定出來，抗議一方可以再一次對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議」，這時，法官再重複一次他的判定時，會簡單講出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這個過程中，對於律師和法官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們不僅要熟悉法律條文，還必須熟悉各種判例，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在美國，前案的判例也是後案審判的依據。因此，律師在「抗議」時，常常提出某個法律條文或以前的某個判例作為依據，說明自己「抗議」得有理。法官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首先是要對這些條文判例都反應得過來，然後，還要馬上從自己的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駁的理由。這時，抗議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當場服從裁判」了。整個過程：提問，抗議，判定，再抗議，再判定及說明依據，都像是在運動場上激烈比賽中的裁決過程一樣，一分鐘或數分鐘之內快速完成的。因為一切都「有規有矩」，絕對服從「裁判」的權威，所以非常順暢和有秩序，很有節奏感。

　　在美國法庭上，最大的犯規莫過於「爭執」了。法庭之所以能夠這麼有秩序，在陪審團面前「不准爭執」的規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審理過程中，提問的一方是在與證人對話，「抗議」的一方是在與法官對話，檢辯雙方一般是相互不對話的。一旦出現他們之間的對話，通常帶有「爭執」意味，法官會在這樣的「苗子」剛剛冒出來的時候就馬上叫停，有時會立即判處罰款。這時，檢查官和辯方律師只好當場掏出支票本先付罰款，200美元的罰款當場交出，「爭執」消除，正常的程式再繼續下去。辛普森案的審理過程中，檢辯雙方都因為「爭執」而被法官當場罰過款。

　　在向證人提問時，也絕對不允許「爭執」。與證人的全部對話只能以提問的形式出現。即使提問的一方發現證人明顯是在那裡說謊，他也不能直接對證人說，你這是說謊，因為這不僅已經不是「提問」，而且是一種「爭執」。在這種情況下，提問者能夠做的，就是以繼續提問的方式戳穿證人的謊言。一般來說，都能夠達到目的。何況證人出庭時都要宣誓說實話，說謊在理論上犯了偽證罪，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所有的律師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變為疑問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這個案子中，最長的一個階段是由檢方提供證據證人，這一個階段持續了大概有半年，幾乎每天都進行。你在國內的相關報導中一定也看到了，情況對於這位元足球明星顯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提不出最重要的所謂「不在現場」的證明。案發當天晚上，妮可在十點鐘左右給母親打過一個電話，從這個電話到辛普森在自己家裡接一名出租司機的電話，這段時間為45分鐘。這是辛普森最關鍵和引起爭議的一段時間。辛普森自己聲稱這段時間他是在家裡獨自睡覺，因此，提不出證人。在這種情況下，檢辯雙方爭論的焦點，就是辛普森是否來得及在這段時間裡完成所有動作。對於這一點，他們始終持有不同意見。辯護律師一直宣稱，時間是不夠的。因為是用刀，相對需要時間，而且他還必須來回於兩個住宅之間。兩個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斃，毫無搏鬥，妮可也許由於是女性，顯得弱一些，高德曼卻是一個健壯的年輕人。

　　但是，最後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殺得順利的話，時間也許是夠的。同時卻也給所有的人留下一些疑問，一是時間到底夠不夠，二是作為一個預謀殺人犯的話，辛普森為什麼冒險給自己只安排非常短的作案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他必須開車來回，殺人，然後更衣滅證（兇器和兇手所穿的衣服鞋子始終沒有找到）。他必須在這段時間裡完成一切，因為他後面的時間安排把自己給堵死了——他不僅沒有證人證明他「不在現場」，反而還約了一個豪華計程車到他的住所接他去機場。如果是一個預謀殺人案，這種安排也是很不近情理的。

　　正因為他預訂了計程車，才出現了對他又是十分不利的計程車司機的證詞。司機的證詞說，到他家門外的時候是十點二十二分，打電話進去，沒人接電話。等候一段，幾次打電話，仍然沒人接。他與老闆聯繫是否要離開，得到的指示是「繼續等候」。然後，他在黑暗中看見一名身材與辛普森相似的黑人走進辛普森的家。後來，看到出現燈光，他再打電話，半分鐘到一分鐘左右，辛普森接電話，告訴司機他睡過了頭，馬上出來。人們聽了這樣的證詞，完全可以這樣想，辛普森殺人誤了乘車的點兒，是匆匆趕回來假裝睡過了頭的。但是，即便如此，有關「最愚蠢的謀殺犯」的「笑話」在人們頭腦裡依然揮之不去，因為，如果按照他與司機約定的時間，他幾乎根本不可能「按時」回來，他為什麼要愚蠢到事先約一個人到家裡來，以證明自己事發的時候不在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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