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憂慮(25)_林達

二五

　　我想，首先是，如果一遇到「國家利益」這個震懾力量就讓步的話，早就沒有美國的新聞自由了。因為，你已經看到，他們所遇到的真正困擾總是來自美國政府，只有政府才可能提出檢查制度和禁止發行之類的要求。如果說，美國政府打算以預檢預禁這樣的手段來限制新聞自由的話，或者說，某一屆政府不希望公佈不利於它的材料的時候，他們不費力氣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藉口，就是國家利益了。比如，尼克森的水門事件醜聞。我相信沒有一個尼克森會願意這樣的材料被公佈。如果要以國家利益為藉口，應該也是很容易的。至少這些材料的公佈，可能引起政局的動盪，社會的不安定，說是這是一種國家利益，也完全說得過去。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每一個案例來看，力量對比之懸殊是一目了然的。不僅僅是一個報社或雜誌社與整個美國政府的人力，財力和掌握的手段無法匹敵，而且發表一篇文章的份量和國家利益的份量也根本無法較量。因此，一旦「國家利益」這個重磅炸彈能夠有朝一日炸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一個缺口，整個美國的新聞自由就很可能全線崩潰了。

　　這不僅僅是美國新聞界的恐懼，這是美國人的恐懼。你已經看到，這種恐懼甚至壓倒了他們對於熱核武器威脅的恐懼。為什麼這麼說呢？大致說來，美國人現在的生活是過得很好的，並且自由自在。他們有數量比例相當大的一批人，在關心著各種只有衣食無憂，思想無拘無束才會去關心的問題。你只要想一想，連「核專業」都會冒出這麼一大群「業餘專家」和「迷」來，是不是都是吃飽了撐的。他們認為，這個社會從根本上的運作正常，才是他們繼續這樣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聞監督是整個遊戲規則在操作過程中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如果沒有這樣的約束，一個聚集了巨大財富的美國政府，會迅速腐敗下去，一個擁有強大權勢的美國政府，會很容易地製造一些藉口，輕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點自由。這是二百多年來，他們感到真正應該害怕的東西。

　　那麼，你一定要問了，美國政府還怎麼保住國家秘密呢？除了他們自己看牢點，別讓新聞界給弄了去，是至今為止我所看到的唯一辦法。

　　你的信中談到，國內現在涉及新聞界的誹謗案特別多，你想知道，在美國，，這一類問題的是怎麼解決的。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娛樂界明星聲譽的輕鬆話題，這是在新聞自由中的一個重大議題。因為，如果新聞界在批評美國政府官員的時候，一個細節失實就要面臨巨額賠償的話，新聞界的步履就要艱難得多，它對於美國政府的約束力也要大大減弱。

　　在美國，有數不清的各種各樣的報刊雜誌，又沒有檢查制度，我也曾經以為，這裡的誹謗訟訴一定忙得不可開交了。到了這裡以後，我才奇怪地發現，這類案子非常少。首先，一般來說，此類案子不論在哪裡，牽涉普通人的，總是較為罕見，因為新聞界對他們沒興趣；其次，容易牽扯進去的，最多的是有點職權的人，，即「公職人員」，以及有點名氣的，即「公眾人物」。然而在美國，這兩類人都知道，要和新聞界打贏所謂誹謗罪的官司，幾乎是難於上青天。由於他們的知難而退，這類官司當然就少了。幾年前，對中國來的一個公眾人物，美國新聞界作了各個角度的報導，使其一下子無法適應，就對記者報怨，你們美國不是最講隱私權的嗎？怎麼可以這樣？

　　實際上，這是對美國知其一卻不知其二。作為一個普通的美國人，這裡是最有隱私權的地方。但是，你要想競選總統，想當官（大官小官不論），想當明星，當民間組織的頭頭，想在公眾事務中成為一個「人物」，那麼，可以說，從頭到尾，你都在新聞的監督之下。也許你天天在報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許你很少見報，但是這已經是取決於新聞界對你感興趣的程度了，而不是取決於你自己。所以，一般來說，他們要保持良好形象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端正自己的行為，二是以最大可能隱藏自己的劣跡，躲過新聞界的目光。當然，這很難。這就是「做名人難」在美國的版本。

　　在這種情況下，被新聞界觸怒的公眾人物，馬上會自然地想到他們的反擊武器——誹謗罪和名譽損失賠款。這裡的報社和雜誌社都是私營的，一旦巨額的賠款成立，對大多數新聞機構來說，都將是一場滅頂之災。我前面談到過，美國沒有對於新聞的檢查和預先禁止，所以，有可能對新聞界形成的最大威脅，就是在出版物發行之後的訴訟，和由此引出的巨額賠款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美國人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尋找答案的。

　　使這一目標在判例上明朗化，制定出明確原則來的是轟動一時的沙利文案。

　　這個案子的發生是在1960年。你也知道，這是黑人的人權運動最風起雲湧的年代。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轉折的前夕，是種族問題最敏感，也是種族衝突最容易爆發的時候。那年的3月29日，紐約時報以整版刊登了一幅廣告。這是由64人簽名的一個宣傳廣告，簽名人中間包括一些南方的黑人牧師。宣傳的內容是當時在美國南方，黑人進行的非暴力示威行動。他們呼籲著：「在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的許諾下，我們有權利以人的尊嚴生活。」接下來，這份宣傳廣告談到，黑人遭到了由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員警所教唆的「恐怖浪潮」的攻擊，還舉了一些員警虐待黑人的例子。可是，事後發現，這些例子有很多不實之處。

　　看到這份宣傳廣告之後，蒙哥馬利市專管員警部門的一名政府官員，名叫沙利文的，向法院告狀，以誹謗罪告紐約時報和四名黑人牧師。儘管那個宣傳廣告上的指責，並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認為，既然他的職位使他必須為該市的員警行為負責，因此，紐約時報刊登的廣告，已經詆毀了他的名譽。一開始，法院的陪審團判給他50萬美元的損失陪償金。而且，阿拉巴馬州高級法院支持了這一判決。

　　紐約時報上訴到了聯邦最高法院，這時，已經是1964年了。

　　紐約時報的律師辯稱，這篇宣傳廣告是由64名知名人士簽署的，如果他們知道內容不實，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也就是說，他們不是故意的誹謗行為。至於紐約時報，他們並沒有責任要對發表的東西都作精確的核實，他們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新聞自由，有權決定是否發表。

　　最高法院一致通過推翻了初級法院的判決。並且，針對公職人員提出的誹謗案，第一次宣佈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當公職人員遇到不實的批評而受到傷害的時候，他不能以誹謗罪要求賠償金，除非他能夠提出證據，證明這是出於「真實的惡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當事人要拿出這樣的證據，證明新聞媒體事先就有汙陷的企圖，是非常困難的。這樣，公職人員幾乎不可能打贏這樣的官司。法庭同時指出：在自由辯論中，發生失誤是不可避免的，必須保護新聞界有「喘氣的空間」，使他們有可能生存下去。

　　在三年以後的另外兩個案子中，美國最高法院又把這一原則從「公職人員」擴大到了「公眾人物」。在1986年，這一原則再一次擴大到「捲入公眾事物」的普通人。

　　我再告訴你一個很特別的例子，沒准，你聽了又要感到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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