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憂慮(11)_林達

一一

　　但是，當初年僅十四歲，親眼看到馬康姆倒在血泊中的他的大女兒，卻堅信這個人是幕後兇手。據新聞報導，在復仇的念頭下，她在去年多次打電話並且已經部分付款給她的男友，雇他去刺殺路易士·法拉肯，結果被告發。經過起訴，成為馬康姆案三十年後的續集，因而轟動全國。但是在今年開庭之前，原告與被告之間以某種交易達成庭外協定，原告撤銷了起訴。對於該案，眾說紛紜，有說是被雇者誘她上鉤之後去邀功請賞的，也有說是政府陰謀的。這只能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了。我想說的只是，美國憲法只保護包括過激言論在內的一切言論，一旦走出權利法案保護的範圍，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是非常危險的。嚴格地說，她的行為本身並不是殺人，但是用法律的語言說，她的言論會導致迫在眉睫的危險，因此，出了憲法保護的範圍。這一案件如果不撤訴並且判定有罪的話，最高刑期可達90年，罰款可達225萬美元。

　　權利法案本身是用於限制聯邦政府的，但是，從政府，司法，到民眾各方，對於言論自由實踐中產生的具體問題，如何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界定，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認識逐步深化，逐漸取得基本共識的。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美國人同時還時時面臨著濫用自由者的挑戰，還常常不得不在個人安全，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之間權衡。尤其是最高法院，總是被推到困難判斷的最前沿。因為要保障言論自由，僅僅靠一條抽象大原則的憲法修正案是遠遠不夠的。具體界定通常需要由法院裁決，困難的案子一般都要上訴到最高法院，他們的判例可以被此後的案子援引，直至新的判決推翻老的判例為止。

　　對於憲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幾乎從一開始，最高法院就掙扎在兩難之間：既要維護言論自由的承諾，又懼怕言論引起的非法行為以及煽動的暴力，甚至擔心危及國家安全。因此產生了最著名的，對所有憲法條款都有效的「清楚與現實的危險」測定原則。在此原則之下，如果政府無法證明某一言論是造成了清楚與現實的危險，它就不能對該言論的發表者進行懲罰。這條原則產生在本世紀初。

　　但是，新的判斷困難隨之而來。什麼樣的程度的危險算是危險了呢？危險的可能性到什麼地步算是「清楚」了呢？離危險相距多遠就算是「現實」了呢？到了美國以後，我們發現美國人對於這一類問題非常頂真，已經到了咬文嚼字，輜銖必究的地步。大概對於他們來說，人命關天，馬虎不得。或者更確切地說，個人的自由事關重大，不得馬虎。

　　由於這一類問題本身的模糊性，也由於「自由言論」在美國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國的發展帶有很鮮明的歷史印記，幾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確定都反映了大的社會變革。在早期，美國的最高法院依據1917年的間諜法案判案時，對於自由言論的理解還是非常狹窄的。例如，在1918年，一個曾四次以社會主義者身分競選總統的工人領袖，尤金·德布斯，就因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宣傳社會主義而入獄，罪名是煽動不服從，非忠誠和叛變，煽動拒服兵役和阻礙美國徵兵。

　　50年代，還有一些涉及美國共產黨的案子。我們都很熟悉，在共產黨的思想體系裡，要武裝革命，暴力推翻政府，這和奪取政權是很合邏輯的事情。美國最高法院在這些案子裡，則竭力試圖將直接組織暴動和宣傳暴動分開，因為根據憲法，對前者聯邦政府有權干預，而後者卻屬於信仰範圍，政府就是不滿意，也只能幹瞪眼。1951年，美國最高法院還認定美國共產黨領袖有陰謀顛覆政府罪，但到了1957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時觀點已經完全不同，因為他們發現，這些共產黨領導人所說的「暴力革命」和「武裝推翻政府」，更像是在宣傳一種信仰，也就是說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險」，並不是非常「清楚」和「現實」的。

　　到了1969年，在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布朗登堡案的時候，重新規則了「清楚和現實的危險測定」原則。它規定，只有當一個言論所宣傳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動時，政府才有權干預。在這時，整個美國社會也已經變得非常寬容。在我剛剛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50年後，人們再回顧這個案子，已經覺得完全不可思議。在60年代，煽動反越戰和宣傳不論什麼主義，都已被公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言論自由」了。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夠取得民權運動勝利的基礎。

　　這種歷史的巨大進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對於言論自由的條款時，所作出的「清楚和現實的危險測定」，以及規定這種「危險」以「迫在眉睫」為標準，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這一條，只要是對美國政府不滿，或是呼籲大家起來反對聯邦政府的某項政策的言論，都很難逃脫「顛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說象美國共產黨這樣公然主張「武裝鬥爭」的政黨，也贏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則和標準之後，美國幾乎杜絕了以言論獲罪。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它所得到的收穫不僅僅是自由，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美國幾乎沒有什麼地下的秘密政黨，因為不再有這個必要。「政黨們」發現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傳自己哪怕是要求大家起來「暴力革命」的主張。這樣，也就沒有了某個「地下政黨」和美國聯邦政府作「地下鬥爭」的所有驚險故事。所有與這種故事有關的血腥氣也就都不存在了。當然，美國聯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氣，它樂得擺出一副「無為而治」的樣子。大大小小的政黨們也就全憑自己的「本事」了。民眾是任憑你去「呼喚」的，就看你「喚」得起「喚」不起了。

　　時過境遷，當我們踏上這塊土地的時候，六十年代以前種族隔離的情況已經恍如隔世。當然，在美國這樣多種族的國家，種族問題依然存在，只是變得複雜得多了。白人和黑人的衝突遠比當年淡化，而當初誰也沒有想到過的不同少數族裔之間問題卻日益凸現。這我在前面也已經提到過一些了。

　　現在的美國，有各種各樣的種族主義觀點的人相信還有不少，但是，象三K黨這樣的極端種族主義分子卻已經少了。即使同為三K黨，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比幾十年前遠為溫和。不要說暴力行為要顧忌法律的懲罰，就是在宣傳上，口氣也軟得多了。除了他們本身的認識也隨時代變化有所不同之外，他們也希望靠這種變化，逐步把已走經散了的聽眾再吸引一些回來。真是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當年的黑人領袖們，在美國處於劣勢，必須充分利用憲法賦予他們「言論自由」的權利，爭取黑人應有的人權。在今天，當三K黨變得很不得人心，成了極少數的時候，竟輪到他們也想利用「言論自由」這一條來求生存了。你也許要問，象三k黨這樣的在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團體，也允許他們公開言論嗎？我前面已經說過，美國的言論自由與言論的內容無關，與言論的正確與否無關，與真理還是謬誤無關。

　　三K黨在這裡也確實是夠聲名狼籍的，因此，在1987年8月，當他們在堪薩斯市的電視上想試一試言論自由的時候，居然引發了一場全國關注的辯論。

　　堪薩斯市的電視20頻道，是當地一個閉路電視公司的在商業經營的過程中搞的一套節目，稱之為「公眾參與」頻道。它宣稱來者不拒，先來先播。不論是誰，都可以事先製作好一套錄影節目，付一筆費用後就公開播放。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拍一套錄影節目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電視臺還宣稱，對於任何人拿來的錄影帶都不作任何檢查與刪選，唯一的規矩是排隊，「先來先播」。結果有一天，一個名叫鄧尼斯·馬昂的水力機械師，他同時也是三K党的一個領導人，拿來了一套名為「種族與情理」的錄影帶，要求每週播放一集。這一次，電視公司卻沒有痛快地接下他的節目，反而左右為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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