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53)_林達

五三

　　自國民公會成立、宣佈法國共和之後，國民公會掙扎了整整三年。這三年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自相殘殺的歷史。它以暴力奪權始，在最後又面對一場暴力政變。雖然政變未遂，國民公會也氣數已盡，在彈壓政變的二十天后，就宣佈解散。正是對這場未遂政變的鎮壓，推出了當時閒居在巴黎的年輕軍官拿破崙。在他的指揮下，幾排炮下去，轟倒了兩三百人。剛剛二十六歲的拿破崙，扶著依然青煙嫋嫋的大炮，望著那兩萬多個落荒而逃的暴力政變者，若有所思。也許，對於拿破崙，這是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四年以後，拿破崙率領軍隊攻下議會，為法國的暴力奪權歷史，又開了一個新的篇章。

　　拿破崙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謂的「大革命之子」，卻在嘗試脫離本來難以脫離的局限。他不去持續這個難纏的迴圈，而是試圖弄明白，經歷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後，當下的巴黎人、法國人，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他回到仰首翹望著的民眾面前，對著這些當時全世界都公認他們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佈說：革命，完結了！

　　他的判斷是準確的。拿破崙並沒有被巴黎的民眾作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當年在街頭提著短刀和長槍尋找革命獵物的民眾，如今早已厭倦了革命。拿破崙在一片歡呼聲中，被他們高高興興地當做帶領他們逃離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納了。是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不是因為他更革命，而是因為他在革命走向極端之後，得到一個機會，由他來宣佈結束革命。

　　接著，三十歲的拿破崙堅持以一個強勢的形象向外面對歐洲，也向內面對法國，這讓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夠在歐洲戰場上統兵橫掃千軍，又能夠精幹地以自己的理想和規劃，重新改造法國。

　　十年的大革命，並沒有機會向法國民眾普及現代社會的公民教育。對專制的警惕、對權力的制度性的制約和平衡、程式公正的意義，這些現代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常識，巴黎人依然陌生。雖然在整整十年裡，這個國家最時髦的稱呼就是「公民」。進步的成果，並沒有以制度形式穩固下來。因此，雖然他們砍去了君王的頭顱，表現了最激進形態的革命，卻也最容易掉回頭去。

　　拿破崙是義大利人，卻很瞭解他的法國子民。掌權三年，表現了自己的才幹之後，拿破崙大膽地把手伸向了法蘭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場由法國成年男子參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兩個問題表決，他是否應該終身執政？他是否應該自己選擇繼承人？結果是，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五票贊成，八千三百七十四票反對。這場公民投票之後不到兩年，拿破崙再次舉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問題只有一個，他是否應該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那是法國人在1804年5月22日作出的歷史抉擇：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三百二十九票贊成，二千五百六十九票反對。這不是什麼君主制的「陰謀復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頭顱的同一批法國民眾，又興高采烈地迎回了他們的君王。

　　對於這一切，拿破崙是太明白了。拿破崙是一個最討厭繁文縟節的人，卻在履行皇帝的一切傳統煩瑣禮儀細節上，極其用心。他堅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種種例行舊規，只是為了讓巴黎的民眾對壯觀的場面「感到滿意」。在他加冕的時候，他堅持請來了羅馬教皇。僅僅在幾年前，焚毀教堂、屠殺教士與修士的巴黎民眾，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歡呼，天天聚在他暫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

　　也許，這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儘管法國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是不一樣的。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在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臺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這些民眾還處在理性發展、文明發展的「零歷史」和「短歷史」的階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規範的同時，説明他們走過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縱他們，那麼，他們是多變的，也是具有極大破壞力的。在強權面前他們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們是暴民。

　　在拿破崙戴上皇冠之前，拿破崙王朝就已經開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業的開國君主一樣，拿破崙是積極在按照自己的藍圖建設法國的。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稱《拿破崙法典》的《法蘭西民法》。這似乎仍然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只是，與當初拉法耶特們試圖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過渡的君主立憲制相比，這一次，「君權」的分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個軟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聖母院的加冕典禮上，從教皇手中拿過皇冠，驕傲地自己戴上頭頂的拿破崙。

　　沒有理由說，拿破崙不想做一個賢明君主，也沒有理由說，拿破崙不是一個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崙法典》的實施下，國內的混亂的狀態得以制止。他上臺之後，也盡可能地緩和法國內部長期以來的緊張，成千上萬在大革命時期流亡外逃的法國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戰爭賠款一度繁榮了法國，科學、建築、藝術無不欣欣向榮。他的一大段功勳是落在海外，拿破崙不僅是個軍人，還是個軍事天才，他迷戀「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戰爭遊戲，也醉心於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壯志豪情。在他最後流放的痛苦歲月裡，那些過去的赫赫戰功是他最後的「鎮痛劑」，他對自己大叫著，「那是一個美好的帝國，……我曾經統治了一半的歐洲人！」

　　對於拿破崙的評判，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腦筋。結論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間搖擺，最後，這一類人的最簡單歸屬，就是含糊其詞的「偉人」。然而，這一點也許沒有爭執：拿破崙是嗜權的。

　　因此，雖然在《拿破崙法典》裡寫入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無限擴大和鞏固個人掌控的權力，拿破崙就必然退回封建專制。早在他加冕成為皇帝之前，拿破崙就禁止了法國七十三家報紙中的六十家，餘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機關報。稱帝之後，他更以皇帝的氣派，把大片大片的領土，洋洋灑灑地給自己的兄弟姐妹、將軍和隨從，隨意分封。最後，他建立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員警國家，1810年，法國已經重新修起許多小型巴士底獄和國家監獄，政治犯再不必經過什麼法院的正式程式，一聲令下，即可羈押。

　　在歐洲戰場上，拿破崙和同樣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經歷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勝將軍。既然統治了一半的歐洲人口，也就會有一半以上的歐洲國家起來和他作對。在處理國家參戰的問題上，拿破崙和路易十四有著同樣的權力。在這個時候，已經看不出這個國家經歷過什麼「革命」，依然還是「朕即國家」，沒有什麼強有力的國會來制止一個好戰君主的世界帝國夢想。從別國得到的土地和戰爭賠款，就和掠奪來充實博物館的藝術珍品一樣，在戰敗的時候，又必須全數退出。法國因此而遭重創。不如路易十四幸運的是，拿破崙被流放，最後在那裡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們，拿破崙可以算是善終了。在拿破崙時代，兩千六百萬人口的法國，有兩百六十一萬人被他拖進戰爭，上百萬人戰死疆場，沒有看到凱旋門一眼。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這不僅是指革命的過激，給了他上臺的機會，更是指法國大革命在制度建設上的缺陷，使得拿破崙的權力輕易地就可以膨脹起來，為所欲為。因此，這一點應該也沒有疑問：從處理權力的方式來說，拿破崙相對於法國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幟，假如沒有有效的制度建設，那只是一面插在沙灘上的旗幟，經不起風雨，輕易就會撲倒。法國大革命遺留的制度修補，任務繁重，直到近年的對於總統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這個修補的一部分。

　　站在拿破崙時代，再回溯法國大革命，不難看出，在當時舉世轟動，在此後的歲月中還接受了無數讚頌的這場革命，在爆發十幾年之後，就速速回歸專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會動盪的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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