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52)_林達

五二

　　§Chapter 22 從拿破崙回歸雨果

　　Invalides

　　先賢祠聚集了法國的眾多思想偉人，就像聖丹尼大教堂是歷代法國王室彙聚的地方一樣。可是，它們卻還不是巴黎最輝煌的墓葬。巴黎最奪目的金頂，是覆蓋在拿破崙的靈柩之上的。

　　去拿破崙墓葬，我們總是先坐地鐵到凱旋門，那是造訪拿破崙光榮的起點。以凱旋門為中心，放射出十二條寬寬展展的大道，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就是這十二條大道中的一條。這個規劃設計，就是由奧斯曼在拿破崙三世，也就是小拿破崙的時代完成的。可是，凱旋門本身與小拿破崙無關，這是一座和「老」拿破崙有關的戰爭紀念建築。

　　那是發生在1805年12月，歷史上著名的奧斯特利茨（Austerlitz）戰役。剛剛加冕為法國皇帝的拿破崙，親率法軍和俄軍交戰。俄軍的兩個軍團，一個由鼎鼎大名的庫圖佐夫將軍率領，而另一個軍團的將領就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本人。從兩個國家的皇帝親自掛帥出征，可以想見，雖然法國已經經歷了大革命，一些最基本的舊有觀念卻並沒有打破。那依然還是一個崇尚征戰與征服的尚武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征服者依然是英雄的代名詞。大革命激揚起來的愛國主義，反倒是給征戰增添了燃料。「博愛」的關懷至少還沒有擴展到法國的疆界之外。

　　奧斯特利茨是摩拉維亞（Moravia）的一個村莊，這次大規模的毀滅性戰鬥中，近九萬人的俄、奧軍隊，死亡達一萬五千人，七萬多人的法軍，有近一萬陣亡。在奧斯特利茨山坡下的小小平原上，屍橫遍野。兩萬幾千具屍體旁，是幾萬個在傷痛之中呻吟、在瀕臨死亡中呼號的士兵。可是，拿破崙帶領的法軍是勝利者。大規模死亡的慘像，戰場上的倖存者們已經司空見慣、熟視無睹。他們依然狂熱地向他們的領袖拿破崙歡呼。就在這個時候，拿破崙向他的士兵們發出許諾：在國家所需要的任務完成之後，你們「將在凱旋門下榮歸故里！」第二年，也就是1806年，就在巴黎的這個地方，安放了凱旋門的第一塊奠基石。

　　三十年後，待到這個高達五十米、有著精美浮雕的拱門，在1836年完成的時候，當年叱吒風雲的拿破崙，已經在他的流放地聖海倫那島上，去世整整十五年了。

　　從凱旋門出發，沿著香榭麗舍大道筆直走下去，就可以遇到協和廣場、杜勒裡花園、盧浮宮這樣一系列視野寬闊的空間。在中途還會遇到為百年前的世界博覽會建造的巨型展廳：大宮和小宮。從兩宮中間的大道向右而去，經過拄著手杖蹙著眉頭急急前行的邱吉爾的雕像，又直直地接上了塞納河上最金碧輝煌的大橋：亞歷山大三世橋。順著大橋望去，在綠化得很舒服的寬闊廣場之後，就是門口橫列著一排大炮的榮軍院，而後面拿破崙墓的穹隆頂，哪怕在烏雲密佈的天空中，都照樣閃著最耀眼的金色光芒。

　　我們順著這條線路走過幾次。感覺中，這是最能代表巴黎旅遊景點的地方了。你可以想像，巴黎作為一個現代大都市，是多麼寸土寸金。可是，它卻不是擁擠、難以透氣的感覺。一方面，塞納河的委宛穿越，從東向西，帶來一陣陣清新爽人的風，另一方面，巴黎人會永遠地留著法蘭西古都的象徵——那些大都市中一個又一個、以藝術在點綴、以歷史在豐富著的，奢侈的大空間。

　　拿破崙是法國的一個傳奇。這個傳奇正是由法國大革命孕育出來的。

　　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羅伯斯比爾的恐怖時期，是被恐怖本身終結的。巴黎在歷經幾年的斷頭臺殺戮之後，各個正規和臨時的監獄依然人滿為患。鎮壓越多，鎮壓者自身越感到恐懼。冤死的靈魂在他們的夢中飄蕩，他們相信四處潛伏著「企圖暗殺革命領袖」的殺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監獄裡關押著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認為是必須「鎮壓」的。此後的二十七天裡，有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男女囚犯被斬首。而他們空出的監獄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斷填補進去。

　　對於平民的恐怖統治是可能如此持續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無孔不入地進入了權力上層的爭鬥。羅伯斯比爾一向依靠斷頭臺剪除政敵，但是他沒有想過，若是沒有極強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層引入這樣的絕活兒的。一旦引開頭，一切政治爭論都必須歸結於你死我活的結果，那是一場越來越危險、越來越緊張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卻是玩不久的。於是，上層的人人自危終於導致了以恐怖結束恐怖。羅伯斯比爾終於被他同為國民公會的同志，先下手為強地送上了斷頭臺。

　　由於羅伯斯比爾從象徵激進革命開始，已經走到了象徵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這一天，期待他的斷頭。他們隱隱地感覺，這將預示著恐怖時期的結束。他們也沒有去想，這樣的以牙還牙又意味著什麼？不論是對於舊制度的終結，還是對於大革命恐怖時期的終結，獨立的、不受上層操縱也不受公眾輿論操縱的司法公正，從來也沒有真正出現過。法國大革命始終宣稱自己在追求實質正義，可是，並不那麼動聽的、保障實質正義真正實現的程式正義，卻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賓的革命巨頭們，在他們認為權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費什麼力氣去為路易十六尋求司法公正的時候，有人卻勇敢地站出來要為路易十六做法律辯護。他們後來就輕鬆地砍掉了那個辯護人的腦袋。他們沒有想過，這就是把砍自己腦袋的砍刀，也同時交到別人手中了。

　　這名死在斷頭臺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辯護者，名叫馬勒澤布（Chretien de Malesherbes）。這位馬勒澤布在路易十五時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發行檢查官。他的聞名不是由於官位的顯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處要職，以自己的良知，保護了當時《百科全書》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學家。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沒有他就沒有《百科全書》，沒有《百科全書》和那批他所保護的思想家，就沒有法國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處死路易十六的時候，他同樣以自己的良知，主動要求為路易十六做法律辯護。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辯護，憂傷地說：「你的犧牲太大，你救不了我，還要搭上你自己。」其實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處危險之中。只是，有些人活著，必須聽從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對程式正義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後，法國的政權交替屢屢以暴力政變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顛簸了五個共和國，顛簸了一百多年，顛簸到程式逐漸建立起來，獨立的司法逐漸建立起來，開始和平的政權交替。這場遲遲難以結束的、世界上最漫長的一次革命，才算塵埃落定。

　　以恐怖結束恐怖，以不公正對待不公正，是一個可悲的迴圈。殘酷一旦開始，就在製造仇恨和復仇的迴圈。雅各賓餘黨的暴動和對他們的復仇，直至一年以後，仍然不能停止。1795年5月5日，在里昂，有九十七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經審判，在監獄裡被屠殺，不由令人想起幾年前發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殺」。直到那個時候，法國人還沒有明白，屠殺的對象是否罪大惡極不是關鍵，關鍵是他們必須得到公正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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