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51)_林達

五一

　　在決議將盧梭送進先賢祠的時候，當年推崇伏爾泰的那些國會議員們，已經砍頭的砍頭、逃亡的逃亡了。伏爾泰能夠留在先賢祠而沒有被趕出來，似乎在暗示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根基和預示著他們依然有希望。而盧梭，為什麼會在一個史稱「恐怖時期」的1793年，由國民公會決議送進這裡呢？

　　盧梭，和伏爾泰一樣，無疑是引起法國變革的諸多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社會契約論》，和洛克等學者一起，共同在一個政治契約社會尚未誕生的時代，探討了政府和民眾的契約關係。這樣的思考，無疑和他們所生存的舊制度的社會是衝突的，是革命性的。

　　可是，盧梭被大革命和國民公會看中，似乎並不僅僅在於他和伏爾泰一樣，從理論上曾經支持和促進了法國的歷史變革，也是因為，處在動盪失衡中的巴黎，需要豎起一個偉人，把他張揚起來，成為腥風血雨中一面不倒的旗幟；而偉人的理論，又能夠撐起這個局面，解釋在血中浸泡的巴黎，為什麼並不算是一個瘋狂的城市。

　　盧梭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文學家。而在那個年代，哲學家和文學家之間，常常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在那個時候，學者們思索的時候，似乎沒有那麼多的羈絆。他們不停地閱讀、不停地思考，思想如汩汩的泉水，不停地湧出泉眼，成為小說、歌劇、隨筆、哲學論文、書信筆記和論爭文章。他們想到什麼，就隨手寫來。他們似乎並不顧慮論爭的對手會指責他們觀點的前後不一致，他們也毫不顧忌地就會道出自己在思考過程中捕捉到的一些火花。對他們來說，一個人是在不斷成長和成熟的，認識當然也就在隨之改變和深化。爭執也是交流，錯了可以糾正，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共同營造了這樣一個浪漫寬容的氛圍，他們也就滋養了自己，多產成為他們共同的時代特徵。那是一個法國式的學者的天真時代。他們是驕傲的、自尊的、才華橫溢的。在文學和哲學交融的年代，他們的文字並不都那麼絲絲相扣、無懈可擊，可是，卻常常文采飛揚、充滿激情。

　　所以，不論是伏爾泰還是盧梭，唯有他們對於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是清楚的，而他們的一生中，他們表達過的觀點，有時卻是自相矛盾的。

　　盧梭是一個情緒不穩定的、時而波濤洶湧又時而含情脈脈的浪漫文學的開創者。人們讀著盧梭的時候，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感情所調動。就在這樣的一本又一本，打動著常人，也滲透著哲理的講述故事之後，盧梭還推出他的社會理想。他的「主權在民」，他的「平等」追求，他對「自由」與「約束」、「公意」與「道德」的思考。對於一些概念，他有過不同角度的探索，這些探索也往往相互矛盾。當大革命的恐怖時期過去之後，人們回顧著被盧梭理論狂熱支撐的時代，倒過來細細研讀盧梭，想找出一條屬於盧梭的線索。可是，在這個時候，人們又發現，盧梭也講過許多完全相反的話。對於他來說，他只是在懷著宗教熱情思索。

　　大革命只是需要偶像，需要理想化的「思想」。可是，沒有一種概念是可以任意推往極端而不受邊界限定的。盧梭的「主權在民」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可是，在盧梭心目中的「民」，也許過於抽象了。當盧梭推出「公意」的說法，這裡的「民」，已經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個個的個人的集合，而是美化和抽象的、非常虛幻的「人民」整體。而虛幻整體所擁有的權力，已經由羅伯斯比爾們，借著「人民」的名義在掌控和操縱。

　　羅伯斯比爾一直有一個稱號，「永不被腐蝕的人」。那是因為革命特別重視領袖的廉潔。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是一個經常處於失控狀態的摧毀過程，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改革，也就不斷出現掠奪和暴富的機會。「不被金錢腐蝕」成為一個罕見現象。羅伯斯比爾因其廉潔，也就因此在道德上始終有一輪光環。但這也是歷史的誤區：人們以一個政治領袖對金錢的興趣，來判斷他的品格高下。被權力腐蝕的意義，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錢的範圍，那就太小看權力了。權力對於一個領袖的腐蝕，最可怕的部分，當是他對權力本身的過度奢求。一個政治領袖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

　　盧梭的「公意」的幻想是「美妙」的。公意是公眾的意志，象徵著多數人的自由。個人服從公意，失去自己個人自由的同時，卻獲得和大家一致的「自由」。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公意」終於和「人民」一樣變得不可捉摸，而真真實實的個人自由，卻在眼睜睜地迅速失去。失去自由的並不都是貴族，所有的人都以為，作為已經向國王和舊制度奪了權的「人民」的一分子，自己已經是國家的主人；共和了，就是「主權在民」了。可是，當他們從「主人」的夢中醒來，還原為一個個人，卻發現自己的個人自由毫無保障，個人安全毫無保障，脖子上的腦袋也沒有保障。

　　在世界上第一個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法國，共和不到一年，作為個人，言論出版自由等公民權利已經完全成為奢侈品。1793年8月，已經有了「讓恐怖時代成為法治的全盛時代」的口號。1793年9月初，巴黎市長和檢察官，以及「民眾代表」到國民公會，以人民的名義，要求大革命的軍隊，帶著「手提式斬首機」巡視法國，不僅逮捕作為政治異端的吉倫特黨人，還要「迫使每一個農民交出他們儲存的農產品，否則就處死他們」。

　　恐怖如瘟疫一般，從巴黎陰冷地向全法國彌漫。在南特，審判以「浪費時間」的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員會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須在幾小時內「除去」所有嫌疑犯。否則法官和他的助手們，將被處死。連斷頭臺都嫌太慢，一千五百名嫌疑犯們，無論男女老幼，立即被裝上船隻，在盧瓦河的中間鑿沉。在四個月裡，這名公安委員「處理」了四千名「不良分子」。

　　毫無疑問，在舊制度一下，最淒慘、最沒有保障的、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層民眾。記得讀到過一名學者的文章，描述他所見到的一些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底層民眾，他們居住的房屋形式，與他參觀的幾千年前的早期人類住宅，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他因此而感歎，從建築文明的發展史來看，歷史進步都發生在王公貴族的一端。而底層民眾在建築史上，處於零歷史的狀態，他們是最需要同情的。在同一篇文章裡，這位學者也同樣提到，底層民眾又是最不能夠美化的。這使我始終在思索，往往是最應該被同情的底層民眾，為什麼又是最不應該被美化的？

　　歷史上，屢屢如此上演，在解放底層民眾，將他們被剝奪的權利還到他們手中的同時，社會最容易普遍產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轉為對底層民眾的讚美。這樣的美化，又通常導致賦予他們過大的權力，其結果，總是發現，不知由什麼魔力操縱，原本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們，原本應該是軟弱而善良的人們，原本期待為他們自己也為社會造福的人們，在一夜之間變得狂暴和肆虐。他們可以如旋風一般掃蕩這個社會，不僅吞噬原來的強者，也相互吞噬。他們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能夠導致最迅速和規模最大的破壞。待到倖存者們清醒過來，一切已經面目全非。他們也永遠弄不明白，是在什麼魔法之下，使得歷史一次次重複這樣的悲劇。

　　在讀到這位學者「建築零歷史」的說法時，我突然領悟到，底層民眾在長期的人類發展史中，他們經歷的，不僅僅是「建築零歷史」這樣的悲劇，他們同時經歷的，也有在理性思維和精神文明進程中，同樣「零歷史」或者「短歷史」的狀態。這是過度美化底層民眾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的根本原因。當他們長期處於悲慘的生活狀態時，他們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壓抑和掩蓋，沒有機會暴露和爆發。可是，假如在過度美化的同時，也將過度的權力交給他們，他們的致命弱點就會在權力的催化下，瞬間爆發，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極度殘忍的。

　　因此，一個健康而公正的社會，它所必須關注和保護的，應該是當下社會的每一個最弱者，而不是賦予任何一個特定階層以血緣性的暴虐的特權。不論這樣的階層是貴族，還是平民。當底層平民是弱者，社會的關注點應該是底層平民；當舊日貴族的身份成為虐殺的對象，社會應該保護的就是這些貴族。依據的應該是公平的法律。這樣的法治社會，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

　　任何一個動聽的口號，過度推動都是危險的。盧梭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他對於平等的呼籲，他對於「主權在民」的理想，他對於「公意」的推斷，都是隨著一個文學家的激情推出來的。在兩百多年前，這些概念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利用，似乎是歷史無可避免的路徑，可是，兩百多年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去重蹈覆轍，只能說是弱智的結果了。

　　令人回味的，是在大革命中遷葬入祠，在生前經常爭得不可開交的伏爾泰和盧梭，儘管論年齡幾乎是兩代人，卻非常巧合地、差不多同時在這場革命發生之前去世。即使是被大革命捧得近乎神化的盧梭，假如活到大革命，人們似乎也沒有理由相信，他就一定會是羅伯斯比爾的化身。假如親歷革命，習慣了自由思想的伏爾泰和盧梭，不僅可能活不成一個全身而退的革命聖賢，還很可能走上斷頭臺，或是在他們鼓吹的革命真正到來之後，落荒而逃，登上逃避革命的流亡之路。

　　站在先賢祠伏爾泰和盧梭尊榮備至的墓葬前，我們不由感歎，他們可真是逝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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