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49)_林達

四九

　　先賢祠的誕生，是由於小米拉波在1791年4月2日的病逝所引發的，可是，既然最後決定建立的是先賢祠，而不是小米拉波紀念堂，那麼就應該再推選出一些已經去世的革命偉人送進去。革命剛剛開始一年多，還沒有什麼參加革命的偉大人物去世。所以，只能到革命之前，去挑選那些推動引發了革命的先驅者。結果，首當其衝入選的，是伏爾泰。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是1791年初，還在事實君主立憲制的制憲會議期間。在整個大革命的過程中，在上層，這是一個最理智也最溫和的時期。是拉法耶特們還在制定憲法，討論通過《人權宣言》，制定法律的時期。因此，在這個時候，象徵著法國啟蒙運動理性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哲學家伏爾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認為是一個革命偉人，是十分自然的。

　　革命，是一個非常含混的、帶著極大的幻覺的字眼。在法國大革命中，前期的革命和後期的革命，肯定不是一個革命。在拉法耶特們和在羅伯斯比爾們的眼睛裡，革命也一定不是一回事。

　　伏爾泰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革命形象」。回顧他的一生，他從年輕時因文字惹禍，進入巴士底獄開始，就不斷地在與舊制度搏殺。但是，他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文學家、投資成功的百萬富翁、法國貴族們的崇拜對象，甚至是多個歐洲君主的朋友。

　　伏爾泰進入老年以後，他的生活變得非常舒適。1758年秋天，在伏爾泰六十四歲的時候，他在法國與瑞士邊境買了一棟古老的宅邸。這個選擇，仍然和他以筆作劍的生涯有關。他和路易王朝的關係始終是不穩定的。他既是法國的驕傲，也是常常要惹出麻煩的異議學者。住在這裡，他沒有離開自己的祖國，可以享受他所喜愛的安靜的鄉居生活，同時，一旦有了麻煩，他一抬腿就可以離境去瑞士。這就是伏爾泰的一生，始終處於光榮和流亡之間。好在最後的一刻，還是在巴黎度過了輝煌的一瞬。

　　在這個邊境小城，伏爾泰高價買下了一塊世襲貴族的領地。因此，幾乎應該說，此刻的伏爾泰，已經成了一個封建領主。在法律檔上，有「圖爾奈伯爵」的簽署，在大門和銀盤上，有著貴族的紋章。可是，這並不妨礙他是法國向舊制度出擊的一個最勇敢的人。

　　就在晚年伏爾泰在有著自己私人小劇場、小教堂和加工廠的小領地裡，過著優裕生活的時候，他開始捲入一系列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冤案，為他們的冤屈而奔走呼籲和申訴。

　　在路易十六廢除迫害新教徒的法令之前，法國對新教徒有著非常苛嚴的規定。他們不能擔任一系列職務，從普通公務員到律師、醫生，甚至雜貨店主、鐵匠什麼的，都不行。假如不接受天主教的洗禮，就喪失了許多權利，假如私下舉行新教儀式，男人可判終身苦役，女人可判終身監禁，主持的教士可以處死。由於社會的發展，這些古老的律令，就像對於書籍、對於異端學說的禁令一樣，在統治的中心巴黎及其附近，並不嚴格執行。而在偏遠的落後區域，尤其是在歷史上教派衝突激烈，有過世代的冤怨相報的落後地區，就會借助這樣的律令，實施宗教迫害。

　　伏爾泰介入的第一個案子，卡拉斯案，就是發生在法國南方的這樣一個地區：圖魯茲（Toulouse）。在圖魯茲，1562年天主教曾經大規模地屠殺新教徒。在長期的殘酷爭鬥和血腥的刺激下，這裡的人們呈現一種異乎尋常的宗教狂熱。1761年，這個地區根據古老的苛嚴律令，連續判處了兩宗涉及死刑的案子，第一個案子處死了四人，第二個案子，就是卡拉斯案。

　　第一個案子從今天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嚴刑峻法和宗教迫害的結果。可是，它的判決在當時確實是「有法可依」。而卡拉斯案不僅是個冤獄，而且被告卡拉斯被殘忍地酷刑處死。

　　卡拉斯是個新教徒，普通商人，有六個孩子。大兒子安東尼學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師執照的時候，才發現新教徒在當地不准當律師。他起初想隱瞞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張天主教徒的證明。可是，事情敗露。這個時候，他還是可以改變宗教信仰獲取律師資格。可是，掙扎在非此即彼的強制選擇中，他痛不欲生，一度非常潦倒。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一家和安東尼的一位朋友，在一起共進晚餐。晚餐之後，安東尼去樓下，許久沒有上來。兩個人下去找，發現他已經被吊在門柱中。他們放下安東尼之後，一邊通知他父親，一邊找來醫生。可是已經回天無術。

　　糟糕的是，當地還有羞辱自殺者的愚昧法令，甚至他的財產都要沒收。卡拉斯僅僅是一念之差，要家人宣佈他兒子是「自然死亡」。可是，在醫生到來之前，已經有圍觀民眾。聞訊而來的官吏不僅筆錄了「自然死亡」的供詞，還檢查了安東尼脖子上的勒痕。他當然不相信這個謊言。於是，命令他們第二天應訊。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說了實話，說是自殺。可是警察局長卻不肯相信，以謀殺起訴卡拉斯，把謀殺的動機歸為「企圖阻止安東尼改信天主教」。

　　由於卡拉斯一家曾經提供了虛假證詞。不能說警察局長就不能做此懷疑。起訴是正常的。假如卡拉斯能夠得到公平審理，這是一個正常的司法訴訟。可是，這個涉及宗教的「謀殺嫌疑案件」，激起了當地上上下下的宗教狂熱和宗教復仇情緒。在法庭上，卡拉斯被判有罪。由於不認罪，他受到中世紀留下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拉伸脫臼，他被強行灌水，躺在十字架上被鐵棍毒打。兩小時的折磨以後，他被吊死，當眾焚燒。卡拉斯至死堅稱自己是清白的。那是1762年3月10日。

　　卡拉斯死後，財產被沒收，一家人繼續受到迫害。他的小兒子嚇得逃到瑞士。住在靠近瑞士邊境的伏爾泰，在事情發生兩個星期以後，聽到這個故事。正因為在當時的法國，這樣的情況已經非常罕見，因此伏爾泰聽到這樣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感到極為憤怒。他立即對案件本身展開調查和取證。他親自和卡拉斯的兒子談話，也找到熟悉當事人的證人，和卡拉斯夫人通信，等等。

　　在收集了足夠的證據之後，伏爾泰向律師諮詢，並且出版了一本《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檔》的小冊子，還出版了著名的《論容忍》等一系列論著。伏爾泰向自己的學者朋友們呼籲，要求用他們的筆，為平民受到的非人道對待呼籲，為反對宗教狂熱呼籲，為「呼喚歐洲的良心」呼籲。他對阿朗貝爾寫到，「正是沉默造成了他們的不幸」。

　　在伏爾泰的影響下，卡拉斯案成為法國歷史上的最著名案例之一。募集的捐款來自四面八方，其中包括英國、俄國和波蘭的君主。巴黎的名律師免費提供法律服務，將此案提交國務會議上訴。事情發生三年以後，終於上訴成功，宣佈對卡拉斯的判決無效，他的家屬獲得了三萬里佛的財產補償。消息傳來，七十高齡的伏爾泰喜極而泣。

　　那是1765年的3月，二百三十六年前的法國。伏爾泰能夠身先士卒，對學者提出做「歐洲的良心」的要求。他們在用理論闡述和探討人道、宗教寬容、公正等哲學問題的同時，能夠為普通平民在即刻所遭受的迫害而呼籲，能夠在寫作的同時，從事具體的募集捐款和調查申訴，能夠得到歐洲封建君主的支持，而路易王朝的政府也能夠對上訴作出糾正錯判的回應。這一切，都發生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不能不使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掩卷沉思。

　　此後，晚年的伏爾泰持續地為平民申訴冤案，投入大量的心力，一直持續到他八十多歲高齡去世之前。因此，制憲會議的拉法耶特們，會首先想到要把伏爾泰移入先賢祠，實在並不奇怪。

　　1791年4月4日，先賢祠的第一個「偉人」小米拉波，在當時被稱為「歷史上最大和最著名」的送殯行列之後，安葬入祠。一個多月後，1791年5月30日，制憲會議決定將伏爾泰也遷入先賢祠。

　　只是，先賢祠的第一個偉人小米拉波，在一年多以後，被發現他曾經在路易十六那裡許諾，協調君主和議會的關係，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他為此向路易十六索取了二十萬左右美元的錢財。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其實，小米拉波白天革命，晚上整夜揮霍作樂，在當時就是公開的秘密。1794年秋天，他被默默地移出先賢祠，遷葬他處。

　　倒是伏爾泰，今天還安安靜靜地躺在先賢祠的地宮裡。在他的棺木上，寫著：「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它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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