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47)_林達

四七

　　可是，蓋勒廷博士一點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基於人道理由設計構思的死刑機器，卻在歷史上投下了一個恐怖而令人厭惡的剪影。它變得惡名昭著。法國人以發明者的名字命名斷頭臺，使得蓋勒廷的名字也連同一起被牽連，這是博士更沒有料想到的結果了。

　　可是，這個顯然是人道的設計，又如何完成了這個非人道的轉變呢？類似斷頭臺的形式，雖然早在中世紀就在蘇格蘭、英格蘭、德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用過，在此後，也一直沿用了八十年左右的時間。為什麼人們又僅僅把它和法國大革命相聯繫？

　　也許，是因為它斬下了法蘭西國王和王后的頭顱？的確，那是一個至今無法磨滅的歷史刻痕。並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地位特殊，還因為回首當年，已經沒有人認為，這樣的處死是公正的司法判定的結果。於是，在割掉國王的頭顱之後，法國人留下的藝術品反而是悲憫的。油畫作品中，都是這樣的形象：路易十六在臨刑前夜，持重地向哀傷的家人告別；囚室中的瑪麗·安托瓦奈特王后，在禱告中獲取面對厄運的力量。法國人反而一代代地傳頌這樣的故事：在王后走上斷頭臺的時候，她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立即習慣性地輕輕向他道歉；路易十六在斷頭臺下，面對歡呼的人群，他說，「人們，對於被指控的罪行，我是無罪的」。在斷頭臺上，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但願我的血，能夠成為法國人民福祉的凝結劑。」

　　這些故事有著相當的根據。今天，在路易十六夫婦的紀念小教堂裡，我們可以看到刻著瑪麗·安托瓦奈特給兒子留下的遺書。其中有一條，就是叮囑他，記住父親的遺言，千萬不要尋求復仇。只是她沒有想到，她唯一的兒子，不久將在十歲的年紀死在大革命的牢裡。

　　也許，是因為大革命期間斷頭臺上的冤魂太多，人口兩千五百萬的法國，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一萬七千人上了斷頭臺。最快的一個記錄是：在三十八分鐘裡，斷頭臺砍下了二十一個頭顱。也許，是大革命期間的斷頭臺旁，永遠擠滿了嗜血的民眾，對殘酷的展示和鼓勵成為公眾節日和公共教育，使後人不堪回首。在斷頭臺剛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巴黎民眾嫌行刑的過程太快，使得他們無法充分欣賞死囚的痛苦。他們在下面齊聲高唱著，「把我的絞架還回來！把我的絞架還回來！」這呼聲不是響在中世紀和舊制度的時代，而是有了《人權宣言》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才是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大革命過去之後，巴黎斷頭臺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團聚在一起。他們的後代，尋到當年受難者被隨意丟棄的公葬溝，在那裡修建了公墓，這就是巴黎的皮克畢公墓（Jardin de Picpus）。此後，有了這樣的規定，只有大革命斷頭臺的受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和後代，才能葬於此地。

　　拉法耶特夫婦也安息在這裡。他們獲取這個資格，是因為，在大革命期間，拉法耶特夫人有五名親屬，被斷頭臺奪去生命。他們是作為受難者親屬，來這裡和親人團聚的。他們的墓地上，終年飄揚著美國國旗。在每年的7月4日——美國國慶，美國大使都要來到這裡，主持一個升旗儀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國家，拉法耶特推動和參與了革命，也被革命宣佈為「叛國者」。這個收留「斷頭家族」的墓地，是他們夫婦最終認同的歸屬。然而在美國，他卻是人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直到今天，還有兩百年前受難者的後代，在去世後歸葬到這裡。以這樣的方式，紀念和安慰他們死於非命的先祖亡靈。

　　「自由廣場」上的斷頭臺，早已經不再是僅僅屬於法國的一個歷史遺物。它隨著雨果的《九三年》，隨著狄更斯的《雙城記》，走向了整個世界。以致在近八十年以後的中國，都會在一些年輕人的心中，砍出一條信仰的裂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