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46)_林達

四六

　　§Chapter 19 斷頭臺的興衰

　　Guillotine

　　我說過，杜勒裡宮是一個叫人心情複雜的地方。那是因為直到今天，國民公會在法國，還是一個叫人難以處置的歷史主題。是它宣佈了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革命成功」，也是它迅速把法國推向恐怖統治。

　　吉倫特人一抓一殺，國民公會失去最後的制動，革命狂瀾既倒。這以後的階段，人們把它叫做「雅各賓專政時期」，也是法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被史書定名的「恐怖時期」。也就是最為激進的「雅各賓俱樂部」，終於戰勝艱難險阻，勝利地裹挾著恐怖，佔據了國民公會，對巴黎和法國開始專政。對反對派的一方來說，再也沒有合法的代言人和發言管道。都給專政掉了，以理服人是不可能了。要是還有一個兩個實在想不通的，只能回家磨魚腹劍，以暴力對暴力了。這就是纖弱的女子夏洛特·郭黛，竟然會去刺殺革命巨頭馬拉的原因。

　　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統治者草木皆兵。作為鎮壓機器的公安委員會，在「雅各賓專政時期」，其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四五年下來了，說是因為是貴族血統就該殺的，那也差不多都殺完了。接下來就是人人有份的年頭。在吉倫特人被逮捕的三個月後，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員會頒佈了「美林德杜艾罪過」嫌疑犯治罪條例。只要是主張溫和，對「自由」沒有貢獻的，都在治罪之列。這個時候，你是站在斷頭臺下歡呼，還是在斷頭臺前一邊被劊子手捆綁，一邊聽著別人為你死亡的慶典歡呼，那全看運氣了。再也沒有什麼絕對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今天去巴黎旅行，假如你想尋訪這段歷史，想看一眼當年真實的斷頭臺是什麼模樣的話，大概沒有這個可能。當然，當年大名鼎鼎的「黑寡婦」依然還在。可是，當它走出廣場、走出歷史之後，並沒有像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的那樣，走進博物館的展覽大廳。它被悄悄匿藏在弗雷納監獄的儲藏室，再也不讓人們一睹其真面目了。從這樣一個處理重要歷史遺物的方式中，我們似乎可以隱隱地感受到，雖然兩百年過去了，法蘭西的心頭好像還有一些什麼鬱結，沒有能夠被時間的流水完全拂平、化開。

　　我們只是在加納瓦雷博物館，也就是巴黎城市博物館，看到過斷頭臺的模型。那是兩個尺把高的「工藝斷頭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工藝品傑作。它們在工藝化的過程中，其殘酷性也就被沖淡了，和歷史實物的展示，有著本質區別。它展示的是大革命的另一種風情。在當時，人們自然就把斷頭臺看成是這一時期的象徵。所以，不僅有這樣昂貴高級的工藝品斷頭臺，還有玩具斷頭臺和斷頭臺形狀的耳環。這就是當時逛巴黎的遊客們採買的旅遊紀念品。這是別一種「巴黎式浪漫」。

　　和微型斷頭臺在同一個展櫃裡的，是幾個複雜的連環鐘，非常纖巧精緻。這些同為工藝產品的座鐘，卻有著很實在的用途。共和紀元開始，似乎還是一個改朝換代的概念。既然是共和國了，當然就要新紀元。只是，這個新曆不僅給月份取了「風花雪月」的浪漫名稱，還和傳統的曆法不一一對應。最具創造性的，倒不是每個月變成了三十天，而是每天以十個時辰計算。所以，假如沒有這些能工巧匠的發明，除了少數幾個天才，誰也搞不清今夕何夕，此時幾時。

　　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人稱「黑寡婦」的斷頭臺，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個法國人道主義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監獄狀態，同樣是判定一個地區的人性發展階段的標誌。在法國大革命的一百年之後，中國仍然在使用「淩遲」這樣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三千刀還一息尚存的。在法國，從中世紀沿續下來的、類似火燒車裂這樣殘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極為罕見，在巴黎早已絕跡，只是在非常偏遠的落後地區，偶有發生。即使是偶發事件，也會引起學者們的抗議。死刑方式隨著社會進步，它的殘酷性在明顯減弱。

　　在法國大革命發生時，法國的死刑基本是兩種方式。對於貴族，是用劍或斧砍掉腦袋；對於平民，通常是絞刑。在這裡，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東方君主對貴族賜死，往往會賜白綾三丈之類，絞殺不是一種羞辱。「身首異處」倒是一種「惡死」了。而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懸吊於絞架，不僅是一種更痛苦的處死方式，還是一種侮辱，所以不用於貴族。而斬首反而有點悲壯意味，似乎更適合貴族罪犯的身份。因此，在法國當時的兩種死刑方式，還是等級觀念的結果。當時的這兩種死刑方式，也都是有痛苦的。不僅絞刑如此，斬首也往往因為不能一劍或一斧斃命，而給囚犯帶來痛苦。

　　斷頭臺在法國的實行，是幾條不同的線索漸漸交會的結果。

　　一條線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人道主義的理想。這是法國幾十年啟蒙運動發展下來的成果，也是學者、貴族和國王們理性思考的成果。人道死刑只是這種成果的一個方面。在大革命初期，一位蓋勒廷博士（Dr. Joseph-Ignace Guillotin），提出了他的基於人道理由的死刑假設。和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是一個具有操作意識的人。他把自己有關無痛死刑的假設，落實到一種實際的設計思想。他提出了非常詳盡可行的設計思路，那就是斷頭臺的最初藍圖。

　　蓋勒廷博士四處遊說自己的主張。還在大革命剛剛開始的1789年，他就在制憲會議上，呼籲採用他的有關無痛人道處死的方案。可是，沒有人顧得上他的「死囚關懷」，甚至還引來一些人的嘲笑。蓋勒廷博士只好暫時收起自己的主張，卷起示意圖悻悻地回家。

　　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其實，在整個過程中，民眾最關注的還是「平等」，而且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這種關注滲透到各個領域。這是正在發展著的另一條線索。1791年，議會討論了在死刑領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認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應該以法律形式確立只有斬首這一種執刑方式。可是怎麼斬？於是議員們又想起了兩年前跑來遊說斷頭臺的蓋勒廷博士。他被議員們再次提起，結果引起激烈辯論。

　　反對的一方包括羅伯斯比爾，反對的理由也很簡單。其實，「平等」是一回事，「博愛」又是另一回事。反對者認為，確立了一種對所有人都一樣的死刑方式，「平等」實現了，就可以了。沒必要為死囚的痛苦考慮得那麼周到。所以，1791年立法確立了「斬首」為法國的唯一死刑方式，可是斷頭臺卻並沒有被採用。

　　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在學者的「博愛」和議會的「平等」之外，還有第三條線索在那裡走。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在以驚人的速度，吞噬它的犧牲者。「自由」在迅速喪失。人們動輒得咎，死刑在急劇增加。終於引發劊子手的抱怨，說是怎麼賣力也砍不過來，連磨斧頭的時間都沒有。大革命時期巴黎的首席劊子手桑松（Charles Henri Sanson），就是原來路易十六時期的皇家首席劊子手，殺人如麻，是他在革命以後遇到的新問題。

　　最後，是桑松遇到的「技術障礙」，促使議會決定撥款建造蓋勒廷博士提出的斷頭臺。因為，蓋勒廷博士的設計不僅對死囚無痛處死，而且這是一架自動的斬首機械，殺人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在這一點上，完全符合「革命需要」。

　　斷頭臺就這樣，在1792年4月投入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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