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45)_林達

四五

　　路易十六就在馬奈茲大廳被判死刑。於1793年1月被送上「自由廣場」的斷頭臺。同年十月，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也被送上斷頭臺。今天在巴黎歷史博物館裡，還留著兩幅小小的油畫，分別描繪著這兩場法國最著名的死刑場景。在處死王后的畫上，一邊，有人還在用一個容器接著那股從脖腔裡一湧而出的鮮血，另一邊，卻已經有人迫不及待地用棍棒挑著剛剛割下的王后頭顱，興奮地沖向圍觀歡呼的人群。

　　之所以路易十六會在馬奈茲大廳被判死刑，是因為投票決定國王生死的都是國民公會的議員。也就是說，是立法議員們在充當司法職能。司法還不是獨立的。更不要去說，大廳裡擠滿了旁聽的民眾，隨意大叫著發表自己的意見。假如說，過去的「俱樂部們」，是在一定的距離內強烈影響著以前的制憲和立法，那麼，今天就是闖入立法大廳的民眾，在直接地逼迫著立法和司法。議員們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操作著一個國家。他們聲嘶力竭地在大廳裡吼出自己的意見，否則其他人就根本不會聽見。以至於國民公會最後訂出了這樣的會場規則：只准許四個人同時發言。這是一條困難的規則，我根本想像不出，大會主席是怎樣做到執行這條規則的。

　　在這樣的狀況下，車輪的加速轉動是必然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是必然的。國民公會在1793年5月決定搬家，從馬奈茲大廳搬到了杜勒裡宮，就在今天半荒蕪的花園曾經歸屬的宮廷裡。搬家不幾天，5月31日，「巴黎上空又響起起義的鐘聲」，我不知道當時的巴黎人，對於這樣頻頻響起的鐘聲，是什麼感覺。是一致的嗜血的興奮？還是終有什麼人，在那狹小木樓梯上的小房間裡，倚在有著木頭百葉窗的窗臺上，看著街上湧動著的無數手持「傢伙」的「無套褲漢」們，為法國憂心如焚。被鐘聲喚起的民眾，踏著雜亂的腳步，來到這個杜勒裡花園。砂石在不斷地踩踏之下哢哢地痛苦作響。花圃中的花被碾為齏粉，大水池把湧動的人潮，分流為左右兩股急急的人群的渠流，就是有人被擠入水池，也不會被人們注意到。最後，他們終於掃蕩了整個花園，像旋風一般沖進了杜勒裡宮。

　　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強烈要求逮捕被民眾判定為不夠激進的二十二名吉倫特「反動」議員，並提出一系列自己的主張，強迫議會通過。這些要求被拒絕。於是，接下的兩天，在革命三巨頭之一的馬拉的指揮下，國民自衛軍包圍國民公會，炮口對準了杜勒裡宮。吉倫特議員步了立法議會的貴族議員們的後塵。唯一不同的是，他們都沒有逃脫。我們站的地方，正是在當年的杜勒裡宮和豎立著斷頭臺的「自由廣場」之間。中間只隔了我們腳下這個杜勒裡花園。革命的國民公會議員和要掉腦袋的反革命分子之間的距離，也只是如此數步之遙。

　　現代國家都有這樣的立法，就是議員具有立法豁免權。這在歐洲是一個久遠的傳統。不僅議員在一般情況下不受逮捕，他們在議會內的發言也得到豁免。假如議員在立法討論中都要以言論獲罪，那麼，在立法過程中，還有哪個議員敢講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可悲的是，就在六個月前，就在這個以激進為主要調子的國民公會，在吉倫特派議員親自參與的投票中，他們和雅各賓派共同廢除了議員的豁免權。這使他們今天在工作場所被逮捕之後，又在審判中以他們在國民公會發表的觀點獲罪。

　　這就是在貢塞榭嶧我們看到的那張油畫的來歷。油畫中的吉倫特前議員們正在飲酒狂歡。他們被判處死刑將上斷頭臺。在行刑前一天，他們被關押的貢塞榭嶧，容許他們在一起，舉行一次最後的晚餐。聚在一起時，他們中間的一個已經先行自殺。可是，躺在一旁的同伴屍體，似乎並沒有影響他們的心情，死亡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或早或晚降臨、再晚也不會超過明天的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他們依然在酒醉中笑著，笑出了眼淚。也許，他們在笑話自己廢除的法案害了他們自己；也許，他們在嘲笑自己曾經多麼愚蠢地以為，斷頭臺永遠只有別人才會上去；也許，他們在笑著問自己，革命怎麼就革成了這麼一副模樣？

　　在第二天，人們已經看不到他們昨夜狂歡的痕跡。由五輛馬車分別載著二十一名國民公會吉倫特議員的囚車，從西岱島向不遠的「自由廣場」進發。早已聚集在那裡的民眾在看到馬車之前，已經聽到了整齊嘹亮的《馬賽曲》的歌聲。歌聲越來越響，囚車越駛越近。他們最終歌著走下馬車，歌著走上斷頭臺。《馬賽曲》開始聲音減弱，每砍去一個頭顱，歌聲就微弱一分，直到最後的一次砍刀下落，切斷了那最後的半個音符。

　　革命，又掃除了一個障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由吉倫特人一起參與，在國民公會通過了1793年《人權法》。這是法國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個人權法案。可是，它幾乎就像不曾存在一般。當時和事後，人們都沒有再提起它。在當時，雅各賓恐怖時期迅速降臨，《人權法》形同虛設；在事後，人們也不好意思再提起它，再誇耀為一個「革命成果」。

　　因為，投票通過該項法案的人們，就連自己生命的權利，連自己脖子上的腦袋，都沒有能夠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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