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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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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禮拜堂真的也被修復了。它的前壁乾乾淨淨,只有一個簡潔纖細的十字架。裡面只有一個志願導遊者,正在輕輕地和一位女士交談。禮拜堂是那麼小。盧兒坐在那一排排空著的椅子之間,靜默沉思。我看著她黑色的背影和前面的十字架,形成一幅很感動我的構圖,就不由地拿起了照相機。可是,我就是退到最後,把自己貼在後牆上,還是無法把整個構圖裝進框架去。這是個小空間。可是,就在這小小的空間裡,三天中,有百多名的所謂「反革命」,在被私刑處死之前,曾經臨時關押在這裡。 在靠近角落的後牆上,有一塊劃出的空位。那位熱心的志願導遊向我們解釋說,這是留著安放紀念牌的,準備紀念那些在1792年9月屠殺中的死難者。之所以現在還空著,是因為還在等待歷史學家們的研究,以確定死難者的確切人數。他們不想放一塊死難數字含糊的紀念牌上去。他們覺得,這對歷史不負責,對死去的靈魂也不公正。 至今為止能夠確定的,是在聖·謝荷曼教堂屠殺事件中,死去的修道院修士的人數和姓名。修士是以修道院為家的,修士們之間和修女們之間,有著如親兄弟親姐妹般的深切關懷和感情。所以,每一次當修道院遭遇歷史劫難,只要還有一個倖存者,他就會認真記下死難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和個人資料。因此,法國修士一百多年前在中國創立的修道院,在五十多年前被關閉時的全體修士的個人資料,我們今天在美國還可以看到,雖然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修士。 在法國的大教堂的兩側,都有一個個小的空間,安放著一些特殊的紀念。聖·謝荷曼教堂的右側,就有一個這樣的小小紀念聖壇,下端的兩側,鐫刻著二十一個死難修士的姓名。就在聖·謝荷曼,他們的生命終止在這場世界著名的九月屠殺中。 大多數人沒有留下姓名。在二百多年以後的今天,不論歷史學家如何努力,不要說尋找死者姓名,就連確定死亡人數,我都很懷疑他們是否還能夠做到。更無法知道的,是他們被關在這裡的時候,大難將臨,是什麼樣的心情。一切都消失了。那些對親人的訣別,那些痛苦和戰慄,那些默默的堅強,那些軟弱的淚水,那些向著屠刀的苦苦哀求,都消失了。 在走出聖·謝荷曼教堂之後,我們去查找了有關九月大屠殺的種種資料。這時我們才發現,雖然受難者的姓名大多不存,雖然沒有非常確切的死難者數字,可是,在兩百多年前,已經有一些巴黎人,對於記錄屠殺、記錄受難者,有了很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我們找到近二十個屠殺地點的情況,其中至少十二個地點的資料,記載了屠殺開始的時刻,殺戮歷經的時間,當時的囚禁人數和受難者的人數。今天的學者,根據當時不同來源的記錄,列出統計表,標明上下之間的誤差。 在我們參觀過的貢塞榭嶧監獄,民眾在1792年9月2日晚上八點開始,共進行了九個小時屠殺,死難者人數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之間。在屠殺最初開始的亞伯葉(Abbaye)監獄,民眾從下午兩點開始,攻擊剛剛用馬車運來的三十名教士。他們的罪名是不肯宣誓效忠新政權。他們被毒打,到下午五點,他們被全部殺死。這個監獄的暴行持續了四十一個小時,在二百三十八名囚徒中,死難者在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七十九人之間。在三天裡,整個巴黎被民眾無辜殺害的人數,在一千二百四十七至一千三百六十八人之間。屠殺還逐步蔓延到巴黎之外。 記錄,只是出於一種非常單純的人類感情: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們應該和我一樣,在這裡呼吸自由的空氣。他們無辜地被暴力終止了生命。我記得他們,記得他們一個個面容,記得他們的一個個夢想,我不願意這些面容和夢想,被暴力徹底抹去。我希望他們的生命繼續在我的記錄中,因為他們和我一樣,也有活的權利。在任何歷經暴力的國家,出現這樣的記錄,是將來有可能阻止殺戮的一個標誌。 在沒有任何法律約束的情況下,九月大屠殺充分釋放了人的獸性。大量的女囚徒被強姦,很多受難者備受酷刑,其中一些被肢解。在比斯特(Bicetre),四十三名十七歲至十九歲的年輕人,是被家長送到一個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患者,這時全部被私刑處死。瑪麗·安托瓦奈特王后的囚室一度也受到民眾攻擊,沒有被攻破。可是,王后的好友、四十三歲的郎巴勒公主(the Princess of Lamballe),在遭到毒打和強姦之後,被民眾割下她的四肢和頭顱。他們用長矛挑著她的頭,在王后囚禁的窗下遊行。 九月大屠殺震驚了當時的西方世界。一名記錄者寫到,在他試圖走出夏代爾(Chatelet)監獄的時候,他經過了民眾在五個小時裡就殺死了約二百二十名囚犯的地方。他「一腳就踏入了齊膝的血污中」。英國駐法大使留下的一句話,至今使人心驚,他說:「這是些什麼樣的人啊!」 三年前的革命,是以攻打和摧毀巴士底獄,救出七名囚徒作為開端;三年後革命的深入,共和國的成立,是以變學校、教堂為監獄,私刑屠殺千名無辜囚犯作為標誌。做這兩件事情的,是相同的巴黎民眾。 巴黎新市長,接見並以酒款待了那些「革命」的屠殺者。稱為「巴黎公社」的巴黎革命市政府的律師,親自到屠殺現場「道賀」。革命巨頭馬拉得意地把屠殺「歸功」於自己。另一個革命巨頭丹東,則宣稱,「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敵人膽戰心驚」。 這樣的革命思路延續了兩百年。在一本中國人寫的歷史書中,對於九月屠殺,我讀到這樣的記載:「群眾處死了許多監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這個自發的革命恐怖手段打擊了反革命的氣焰,對於鞏固革命的後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讀著這樣的歷史書長大的。被這樣的歷史觀澆灌著,我是否還能指望自己並不成為一頭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就在這樣的氛圍裡誕生了。共和國當然也要國會,那就是和法國大革命差不多是同義詞的「國民公會」。它在馬奈茲大廳裡待了七個月,之後,在1793年5月,遷往我們眼前這個半荒蕪的花園前面,那個已經消失了的杜勒裡宮。 國民公會仍然不是一個單獨發展的線索。「雅各賓俱樂部」如一條尋覓獵物的狼犬,緊緊跟在當年的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後面。立法議會中的貴族們假如不是逃得快,早已經被它撕成碎片了。今天,它又跟上了國民公會。所以,成為「獵物」的危險信號,就是那些一次次由於不夠激進,而離開「雅各賓俱樂部」的人群的腳步聲。 那一批批逃亡的,以及被革命吞食了的人們,曾經在他們當時的認知限度內,盡過他們最大的努力,阻止革命車輪的加速滾動。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體被碾入輪下,以試圖減緩它的速度。可是,他們被碾碎了,車輪依然在滾滾向前。在國民公會,面對前行者的悲慘下場,在死亡的威脅下,終於又站出來新一批的反對者,那就是國民公會吉倫特派。他們也是激進派,可是,在激進派中間,他們現在又有所醒悟,也顯得不夠激進了。結果,在國民公會成立僅僅一個月時,由於對是否審判路易十六發生分歧,他們隨前人腳步,也離開了「雅各賓俱樂部」。假如過去那些憤而離去或者是被趕出去的人們,在踏出「俱樂部」的一刻,還對自己的前景木然無知的話,我想,吉倫特人對邁出這樣一步是凶是吉,大概還是比較清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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