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44)_林達

四四

　　小禮拜堂真的也被修復了。它的前壁乾乾淨淨，只有一個簡潔纖細的十字架。裡面只有一個志願導遊者，正在輕輕地和一位女士交談。禮拜堂是那麼小。盧兒坐在那一排排空著的椅子之間，靜默沉思。我看著她黑色的背影和前面的十字架，形成一幅很感動我的構圖，就不由地拿起了照相機。可是，我就是退到最後，把自己貼在後牆上，還是無法把整個構圖裝進框架去。這是個小空間。可是，就在這小小的空間裡，三天中，有百多名的所謂「反革命」，在被私刑處死之前，曾經臨時關押在這裡。

　　在靠近角落的後牆上，有一塊劃出的空位。那位熱心的志願導遊向我們解釋說，這是留著安放紀念牌的，準備紀念那些在1792年9月屠殺中的死難者。之所以現在還空著，是因為還在等待歷史學家們的研究，以確定死難者的確切人數。他們不想放一塊死難數字含糊的紀念牌上去。他們覺得，這對歷史不負責，對死去的靈魂也不公正。

　　至今為止能夠確定的，是在聖·謝荷曼教堂屠殺事件中，死去的修道院修士的人數和姓名。修士是以修道院為家的，修士們之間和修女們之間，有著如親兄弟親姐妹般的深切關懷和感情。所以，每一次當修道院遭遇歷史劫難，只要還有一個倖存者，他就會認真記下死難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和個人資料。因此，法國修士一百多年前在中國創立的修道院，在五十多年前被關閉時的全體修士的個人資料，我們今天在美國還可以看到，雖然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修士。

　　在法國的大教堂的兩側，都有一個個小的空間，安放著一些特殊的紀念。聖·謝荷曼教堂的右側，就有一個這樣的小小紀念聖壇，下端的兩側，鐫刻著二十一個死難修士的姓名。就在聖·謝荷曼，他們的生命終止在這場世界著名的九月屠殺中。

　　大多數人沒有留下姓名。在二百多年以後的今天，不論歷史學家如何努力，不要說尋找死者姓名，就連確定死亡人數，我都很懷疑他們是否還能夠做到。更無法知道的，是他們被關在這裡的時候，大難將臨，是什麼樣的心情。一切都消失了。那些對親人的訣別，那些痛苦和戰慄，那些默默的堅強，那些軟弱的淚水，那些向著屠刀的苦苦哀求，都消失了。

　　在走出聖·謝荷曼教堂之後，我們去查找了有關九月大屠殺的種種資料。這時我們才發現，雖然受難者的姓名大多不存，雖然沒有非常確切的死難者數字，可是，在兩百多年前，已經有一些巴黎人，對於記錄屠殺、記錄受難者，有了很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我們找到近二十個屠殺地點的情況，其中至少十二個地點的資料，記載了屠殺開始的時刻，殺戮歷經的時間，當時的囚禁人數和受難者的人數。今天的學者，根據當時不同來源的記錄，列出統計表，標明上下之間的誤差。

　　在我們參觀過的貢塞榭嶧監獄，民眾在1792年9月2日晚上八點開始，共進行了九個小時屠殺，死難者人數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之間。在屠殺最初開始的亞伯葉（Abbaye）監獄，民眾從下午兩點開始，攻擊剛剛用馬車運來的三十名教士。他們的罪名是不肯宣誓效忠新政權。他們被毒打，到下午五點，他們被全部殺死。這個監獄的暴行持續了四十一個小時，在二百三十八名囚徒中，死難者在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七十九人之間。在三天裡，整個巴黎被民眾無辜殺害的人數，在一千二百四十七至一千三百六十八人之間。屠殺還逐步蔓延到巴黎之外。

　　記錄，只是出於一種非常單純的人類感情：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們應該和我一樣，在這裡呼吸自由的空氣。他們無辜地被暴力終止了生命。我記得他們，記得他們一個個面容，記得他們的一個個夢想，我不願意這些面容和夢想，被暴力徹底抹去。我希望他們的生命繼續在我的記錄中，因為他們和我一樣，也有活的權利。在任何歷經暴力的國家，出現這樣的記錄，是將來有可能阻止殺戮的一個標誌。

　　在沒有任何法律約束的情況下，九月大屠殺充分釋放了人的獸性。大量的女囚徒被強姦，很多受難者備受酷刑，其中一些被肢解。在比斯特（Bicetre），四十三名十七歲至十九歲的年輕人，是被家長送到一個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患者，這時全部被私刑處死。瑪麗·安托瓦奈特王后的囚室一度也受到民眾攻擊，沒有被攻破。可是，王后的好友、四十三歲的郎巴勒公主（the Princess of Lamballe），在遭到毒打和強姦之後，被民眾割下她的四肢和頭顱。他們用長矛挑著她的頭，在王后囚禁的窗下遊行。

　　九月大屠殺震驚了當時的西方世界。一名記錄者寫到，在他試圖走出夏代爾（Chatelet）監獄的時候，他經過了民眾在五個小時裡就殺死了約二百二十名囚犯的地方。他「一腳就踏入了齊膝的血污中」。英國駐法大使留下的一句話，至今使人心驚，他說：「這是些什麼樣的人啊！」

　　三年前的革命，是以攻打和摧毀巴士底獄，救出七名囚徒作為開端；三年後革命的深入，共和國的成立，是以變學校、教堂為監獄，私刑屠殺千名無辜囚犯作為標誌。做這兩件事情的，是相同的巴黎民眾。

　　巴黎新市長，接見並以酒款待了那些「革命」的屠殺者。稱為「巴黎公社」的巴黎革命市政府的律師，親自到屠殺現場「道賀」。革命巨頭馬拉得意地把屠殺「歸功」於自己。另一個革命巨頭丹東，則宣稱，「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敵人膽戰心驚」。

　　這樣的革命思路延續了兩百年。在一本中國人寫的歷史書中，對於九月屠殺，我讀到這樣的記載：「群眾處死了許多監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這個自發的革命恐怖手段打擊了反革命的氣焰，對於鞏固革命的後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讀著這樣的歷史書長大的。被這樣的歷史觀澆灌著，我是否還能指望自己並不成為一頭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就在這樣的氛圍裡誕生了。共和國當然也要國會，那就是和法國大革命差不多是同義詞的「國民公會」。它在馬奈茲大廳裡待了七個月，之後，在1793年5月，遷往我們眼前這個半荒蕪的花園前面，那個已經消失了的杜勒裡宮。

　　國民公會仍然不是一個單獨發展的線索。「雅各賓俱樂部」如一條尋覓獵物的狼犬，緊緊跟在當年的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後面。立法議會中的貴族們假如不是逃得快，早已經被它撕成碎片了。今天，它又跟上了國民公會。所以，成為「獵物」的危險信號，就是那些一次次由於不夠激進，而離開「雅各賓俱樂部」的人群的腳步聲。

　　那一批批逃亡的，以及被革命吞食了的人們，曾經在他們當時的認知限度內，盡過他們最大的努力，阻止革命車輪的加速滾動。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體被碾入輪下，以試圖減緩它的速度。可是，他們被碾碎了，車輪依然在滾滾向前。在國民公會，面對前行者的悲慘下場，在死亡的威脅下，終於又站出來新一批的反對者，那就是國民公會吉倫特派。他們也是激進派，可是，在激進派中間，他們現在又有所醒悟，也顯得不夠激進了。結果，在國民公會成立僅僅一個月時，由於對是否審判路易十六發生分歧，他們隨前人腳步，也離開了「雅各賓俱樂部」。假如過去那些憤而離去或者是被趕出去的人們，在踏出「俱樂部」的一刻，還對自己的前景木然無知的話，我想，吉倫特人對邁出這樣一步是凶是吉，大概還是比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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