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30)_林達

三〇

　　§Chapter 13 巴士底獄還在嗎？

　　Bastille

　　三級會議開幕的第五天，巴士底獄就被攻破了。

　　我們到了巴黎後，住的地方距離巴士底廣場並不遠。巴士底廣場下面，是地鐵幾條線路交會的大站。出門換地鐵，常常會在那裡轉車。第一次來這個車站轉車，是在車站幾個層次的最上層。候車的地方整座牆面都是壁畫，色彩豔麗地畫著壯觀的革命場面。仿佛革命的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革命的自豪和光榮的落點也是在這裡。這個感覺完全沒有錯。對於全世界嚮往法國大革命的人來說，可能從來不知道什麼是三級會議，可能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網球場誓言」，可是他們不會不知道什麼是巴士底獄。法國革命的象徵，就是攻陷巴士底獄。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國國慶日。

　　我們知道巴士底獄在被攻陷的同時，就開始被拆，斷斷續續拆下來，這個龐然大物就被拆光了。我們是在朋友的指點下，才在地鐵站複雜的底層，尋到留下的兩塊基石，以及在黯淡燈光下的簡單介紹。這和上層車站五光十色的革命宣傳，形成鮮明對照。巴士底獄在地面的遺址，就建造了今天的巴士底廣場。這可是個大廣場。廣場的中間是一個紀念碑，那是一根五十二米高的柱子，上面托著一個非常精緻的金色雕像。在湛藍色的天空和浮動著的雲朵的襯映下，展開她金色飛揚的翅膀。可是，這個紀念碑既不是紀念法國大革命，也不是紀念巴士底獄中的犧牲者。它紀念的是巴士底獄被攻陷四十一年後，在1830年發生的另一場革命中的死難者。

　　這個建立在一個特殊地點，卻又和它本身毫無關係的紀念碑，仿佛特意在提醒人們：1789年7月14日發生在這裡的一場轟轟烈烈，不僅不是在法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且並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法國的問題，這個革命也遠不是最後一次。當第一個法蘭西共和國成立之後，法國人民還要經歷不停頓的動亂，從選擇共和國到選擇王朝復辟，再到另一次革命，這樣的多次迴圈。站在這個死難者紀念碑下，讀到1830年這個日子，遊人即使對法國歷史再缺乏知識，也會想到，至少在巴士底獄被攻陷後四十一年裡，法國似乎還沒有安定下來，還需要革命，而革命依然血腥。

　　巴士底獄在1789年7月14日的遭遇，確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象徵。

　　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因為民眾和政府軍發生武裝衝突之後，架在巴士底獄的高牆上的大炮造成一種威脅，必須解決。然而，所有的人，不論是那天奮勇衝擊這個堡壘的民眾，還是每年歡慶這個國家盛大節日的法國人，以及無數和法國沒有絲毫關係的遙遠的人們，即使他們明明知道這一情節，他們還是不會願意把這樣一個事件，解釋成一個戰術性的戰鬥細節。在大家眼裡，一個石頭的建築，一個巨大的城堡，就是舊制度的象徵。

　　路易十六的時代，整個貴族階層和宮廷本身，並不是歷史上最壞的時候，甚至可以說，這是壞制度的比較好的時候。這是社會的整體進步所決定的。歐洲在艱巨地逐漸步出野蠻。例如，在中世紀還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經在法國大革命前一百多年就漸漸停止使用了。有許多殘酷的糾正，並不是革命，並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於人性的覺醒，開始厭惡殘忍。人們在書寫歷史時，總是習慣把目光的焦點對準改朝換代，對準戰爭與革命，對準理論誕生的年代，認為這些才是人類的腳印，才是進步的印記。然而，對無數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名字的普通人，他們所深切體驗的進步，其實是人道和人性發展的一個一個細節。比如，從哪一年開始，地牢不再使用，從哪一年開始，囚徒可以不再饑餓致死，從哪一年開始，酷刑被廢止，從哪一年開始，人們可以獲得公平的審判，獲得不再恐懼的自由，等等。監獄往往成為一個制度的測試點。

　　巴士底獄本身的歷史演進，也非常典型。

　　巴士底獄今天已經片瓦不存。我們今天只能在巴黎市歷史博物館，看到它的模型、照片和遺物。它曾經是非常壯觀的一座中世紀城堡，建於1370年。它有著三十英尺厚、一百英尺高的圍牆，有八十英尺寬的壕溝環繞。它曾經是舊制度壓迫的工具。尤其在路易十四的專制時期，根本沒有最起碼的法治可言，人們沒有基本的權利保障。入獄和長期監禁都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可是，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後，巴士底獄隨著改朝換代，已經有了一次重大變化。路易十四入葬才兩天，替年幼的路易十五攝政的奧爾良公爵菲力浦，就下令對巴士底獄囚犯實行甄別，原則是，除了確實對社會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餘一律釋放。

　　這應該是巴黎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釋放過程本身，就是對老國王路易十四時代的專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釋放過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釋放者，都是由老國王簽署所謂「密劄」，即空白逮捕令抓進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他們沒有享受過公正審判的權利，甚至沒有確定的刑期。

　　給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孤苦老人，他滿頭白須白髮，已經在巴士底獄裡被關了三十五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從來沒有受到審判。他完全被關糊塗了。在跨出巴士底獄之後，他非常驚恐和困惑。他沒有地方可去，也無法習慣自由。最後，他要求回到監獄度過餘生。他在獲准後重新入監。

　　這個悲慘而真實的故事，引起的震動甚至超越了巴黎和法國。它化作種種文學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在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在《九三年》中，都可以看到對這樣的囚徒、密劄制度和巴士底獄的控訴。其中最強烈的一個形象，是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所描繪的，那個揭發了一個貴族的家族暴行、因而未經審判被長年囚禁的馬奈特老人。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都在試圖詮釋革命暴力發生的原因。在一部文學作品中，它通常所能夠做的，就是把極端的和富有戲劇性的情節，放在一定時間和場景，讓它們對比和衝突起來。

　　然而，在事實上，暴力革命卻往往並不是發生在最殘暴最專制的時刻，在那個時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殘酷壓制了。偏偏是壓力減輕、漸進改革進行到最後關頭，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時刻，它就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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