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31)_林達

三一

　　在路易十五時代，巴士底獄逐漸成為輕微罪犯的拘留處。入獄的方式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國王依然可以簽署密劄送人入獄。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不少作者和出版者、書商，例如伏爾泰，被拘禁。然而，相對路易十四時期，迫害的程度在減輕。在路易十五時代，巴士底獄囚犯被拘押的時間都並不很長。

　　對於監禁，路易十六被公認是一個相對溫和的君主。這使我們想起在馬賽尋訪伊夫堡（the Chateau d'If）的經歷和小米拉波伯爵的故事。

　　馬賽是法國南方的沿海城市。一彎地中海蔚藍的海水，勾畫出了一個美麗的港口。在豎著的一根根下了帆的、搖晃著的桅杆下，漂浮著一排排隨著波浪湧動而上下起伏的白色小船。岸邊還擺著魚攤，漁夫們在那裡出售著銀光閃閃的不知名的鮮魚。

　　我們來這裡當然不是為了鮮魚，甚至不是為了觀賞港口的風景。我們來這裡是為了伊夫堡。伊夫堡是我們心中久遠而溟茫的一個神秘傳奇。我們曾經在最需要幻想的年代，根據借到書的可能性，顛三倒四地讀過四卷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他筆下的艾德蒙·鄧迪斯，也就是後來的「基督山伯爵」，「應該」就是被無辜囚禁在伊夫堡，並且最終在一個深夜，鑽入裝屍首的口袋，從伊夫堡的懸崖被拋入海中，就此逃生，開始他的復仇歷程的。

　　基督山伯爵是虛構的，伊夫堡可是真的。據說大仲馬就是在伊夫堡上，心中突然湧現了這個故事。而正是由於伊夫堡，基督山才活了起來。只是我們去的那天是大風天，碼頭的售票處說，我們只能在鄰近的小島登陸，上不了伊夫堡。我們還頗為不解，在港口的海邊是有風，可是遠遠算不上什麼。直到被小船載出港口，這才知道「避風港」的意義。一出港口，船身一下子側著幾乎豎立起來，大風卷著浪頭越過頂棚直壓下來，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已經被冰冷腥鹹的海水給澆透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起伏的海平線上，凸起一塊褐色的巨礁，頂端的顏色略深，那就是伊夫堡。它和風暴中的礁石渾然一體，給人驚心動魄的感覺。

　　法國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貴族加爾比瑞·米拉波伯爵（Gabriel, Comte de Mirabeau）在路易十六時代，就曾經是伊夫堡的囚徒。可是他並不是由於受到政治迫害入獄，而是被他父親大米拉波侯爵給關進來的。那時的小米拉波是個經常闖禍的年輕人。1777年，他的父親為了管教他，就去弄了一份密劄，把他給關進了伊夫堡。這也是當時密劄的用途之一，就是貴族管教自己的「不肖子孫」。

　　小米拉波在裡面待了整整三年，到1780年底，他才得到父親的原諒，走出伊夫堡。雖然最後一年裡，他可以在堡內各處散步和接見訪客，但是失去自由的年輕伯爵，還是在裡面痛苦不堪。他為了發洩過剩的精力，寫了好幾本書，有些只是色情小說。但是，這其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滿之訴》（Lettres de Cachet）。在這本書中，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痛陳舊制度中的未經許可拘捕，和未經審判監禁的不公正，並在書中強烈要求改革監獄和司法。

　　《不滿之訴》在1782年出版，路易十六在閱讀了這本書以後，被深深觸動。1784年，路易十六下令，釋放了當時在伊夫堡被關押的所有犯人。就在這一年，路易十六還找了一名建築師，要他提出一項計畫，內容就是怎樣拆除巴士底獄。確實，當時這個監獄的存在已經沒有什麼必要。因為在路易十六時代，如此一個龐然大監獄，始終只關押了極少的幾個囚犯。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獄被攻陷的時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論是誰，假如平心靜氣下來，都會承認，在巴黎這樣一個大都市，在它的頭號監獄裡，只關了七個囚犯，這在數量上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證據。

　　舊制度，和即將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個轉接的過程。在質變這一點的前後，它們在某些外觀上的差異，可以並不顯得天差地別。就像人們打開巴士底獄，發現裡而只拘押了七個人一樣。很可能的情況，就是在革命之後，在巴黎人拆除了巴士底獄之後，發現這七個人又在什麼地方犯了事，結果，就又要蓋起一座監獄，把他們重新關進去。那麼，兩個制度的差別在哪裡，監獄和監獄的差別在哪裡？是不是在同樣七個囚犯被再次關進另一個監獄的那一刻，攻陷巴士底獄就失去它的意義？

　　判別一個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來，先得看它是否人道。舊制度的特點是個人的基本權利沒有保障。在法國，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例子，就是傳統的「密劄」。那是由國王預先簽字的拘捕令。「密劄」在國王簽字的時候，可以是空白的，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拘捕物件。然後，國王可以隨意地將它作為「人情」，送給當時的貴族，甚至向他們出售。而貴族就可以憑著這樣一張已經生效的「密劄」，隨意地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人送入巴士底獄了。這樣「進去」，還只是一個人悲劇的第一步。他沒有權利要求嚴格的司法程式審核，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在明確的刑期之後，走出這個地方。這就是巴士底獄被歷史定位，成為舊制度象徵的原因。

　　打開巴士底獄，裡面不是人滿為患，而是只有最後七個囚犯。即使這樣的狀況意味著法國的舊制度已經走向寬鬆，處於社會進步中的人們，依然要求這個進步是一個「質變」，也就是由制度確立下來，由制度保障執行。這就是當時三級會議的「陳情書」所表達的社會共同願望。因為，即使是國王答應以後不再揮霍國庫；即使是言論和出版的環境在當時相對寬鬆；即使是當時的貴族拿了國王的「密劄」並不隨便捕人，才導致巴士底獄裡只關了七個人，等等，可是，假如沒有制度保證，這些由上層「賜予」的進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內發生巨大倒退。上層「賞賜」的果子，當然理所當然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巴士底獄被搗毀，正因為它表達了人們對於社會質變的覺醒，才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意義。

　　可是，被攻陷的巴士底獄只救出七個人，依然出乎許多人的意外。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大革命前的法國狀況。人們必須承認，舊制度在時代的推動下，多少年來是在漸進改變的。假如當時它的狀況極其惡劣，對於民眾的統治非常嚴酷，那麼，我們可以想見，巴士底獄裡絕對不會只關七個人，打開巴士底獄也就不會那麼容易地一蹴而就。面對打開的空空蕩蕩的巴士底獄，有沒有人因此而想過，在社會相對進步的時刻，在它的質變最可能臨近的時刻，除了大炮轟塌城堡的一角，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途徑放出這七個人？

　　在這個攻打巴士底獄的隆隆炮聲中，我們似乎還可以聽到一些什麼。那是千年的舊制度積下的宿仇。被壓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層民眾，他們對巴士底獄這棟城堡充滿了怨恨，不管裡面是不是只有七個人，就是他們確認裡面沒有人，他們依然會滿腔仇恨地要把它轟塌轟倒。

　　巴士底獄的守衛人員只有八十二名法軍和三十二名瑞士衛隊，帶領他們的要塞司令是一名貴族：洛奈侯爵。在進攻巴士底獄的過程中，有過一次談判。一名代表進入獄中。一方面他要求撤除大炮，並且不對外面的民眾採取敵對措施；另一方面，他保證勸阻民眾不進攻。洛奈侯爵不僅同意他的要求，還請他吃了午餐。可是，這名代表並不能阻止民眾進攻的衝動。短暫的停火之後，武力衝突最終依然爆發。導致近百人死亡。最後，守軍彈盡援絕，豎起白旗投降。

　　在戰鬥結束之後，放出七名囚犯的同時，有七名已經投降的守軍俘虜被殺——六名士兵和洛奈侯爵。在押送洛奈侯爵的過程中，民眾改了主意，決定立即處置，把侯爵當場毆打致死。他們割下他的頭顱，挑在槍尖上遊行。

　　這種久遠以來沒有機會宣洩的恨意，在失去理性的人群聚集中，濃縮和發生聚變，產生著巨大的能量，並且被填入炮膛，使得巴黎上空的炮聲，聽上去顯得格外的沉悶和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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