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26)_林達

二六

　　於是，王朝在這個最關鍵的卡口，必然地表現出非常矛盾的做法。從伏爾泰、狄德羅到其他學者，斷斷續續地始終有人因言論獲罪，可是，卻很少有人真正地受到嚴重傷害。時間越是靠後，被傷害的程度就越低。對於禁書和燒書，總是出現越禁越暢銷的局面，更何況，歐洲各國在那個時候並沒有護照之類的現代玩意兒，和平時期也沒有重兵把守的邊界。所以，境內的禁書沒有任何意義，只不過是換個地方出版，運來運去徒增麻煩和成本而已。因此，現在回顧這段歷史，一點看不到這些言論出版鉗制的作用，不僅禁而不止，反而在放鬆的時候，引起更大的反彈，效果適得其反。

　　因此，在相對鬆動的時刻，巴黎的作家、出版家和圖書館就倍增。緊一緊，作家的手稿就紛紛流向鄰國，出版後通過走私，再流回巴黎。在路易十五時代，即使在弦被繃得最緊的時刻，也沒有造成對學者群體的重大傷害，以及對思想的徹底扼殺。

　　1734年，伏爾泰的一本書，《對巴斯卡的思想批評》，又惹怒了王朝。於是，發出了一張逮捕令：不論在哪裡發現伏爾泰，都加以逮捕。可是，不僅有人通風報信，還有一群貴族夫人聯名上書請求赦免伏爾泰。結果伏爾泰和宮廷達成的交易是：只要他否認自己是作者，宮廷就撤銷逮捕令。唯一附加的要求是，伏爾泰和巴黎必須保持「可敬的距離」。伏爾泰於是旅行在一個個城堡之間，成為一個個貴族的上賓，最後在一個貴族莊園落腳，「展開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1757年1月5日，巴黎有人試圖刺殺路易十五。在驚恐之中，路易十五恢復了一條早已廢棄的舊法律，規定凡有攻擊或干擾國家的書籍作者、出版商和書商，一律處死。結果，雖然有幾名作家趕在「風頭上」被逮捕，卻沒有一名被真的處死。古老的苛嚴律令，事實上只能適應古老的時代。即使在新時代中，它在形式上復活，可是這個形式在執行之中，卻會被迫拉開很大的距離，使它失去舊日的威懾力。與這條法律同時行進的社會現狀是，《百科全書》在稍事挫折之後，照編照出，八年後完全出齊。

　　只要開個頭，思想變成一股股細小的、無孔不入的涓流。只要出現一個小小的可能，思想就會化開，化作信函和散論、詩歌和音樂、小說與戲劇、神學和哲學，甚至色情文學，向檢查制度的堤壩衝擊，防不勝防。可是，只要衝開一個小小的缺口，堤壩的最後坍塌就是必然的。

　　更何況，這是上上下下都熱愛思想和文化的巴黎。在法國大革命前，巴黎大學在全法國已經有了五百個分院。路易大帝學院已經改為師範學院，用以訓練高品質的教師。法國的教師，在那個時代，已經獲得合理的薪金，享有一定的免稅待遇，並且有了退休金。

　　伏爾泰堅持一生，頑強地帶領著歐洲的啟蒙運動。就連奧地利的腓特烈大帝，都發出這樣的預言：「各國的年鑒中都將注明，伏爾泰是十八世紀正在發生的革命的創導者。」今天的人們感到奇怪的，倒不是腓特烈大帝的遠見，而是他在發出革命預言時，卻對伏爾泰由衷讚歎。在那個時代，人們卻並不感到奇怪。在伏爾泰的晚年，他有很長一段時期，住在法國接近瑞士邊境的一個小鎮。這裡因此而成為啟蒙思想的朝聖地。小鎮上的人們都見慣了大人物。前來朝聖的人們中間，有的是親王和統治者，貴族和大公。

　　1778年，法國大革命的十一年前，八十四歲的伏爾泰回到巴黎。就在這裡，就在今天的「伏爾泰咖啡館」的樓上，安頓下來。

　　相傳路易十六並不希望他來巴黎，甚至一度躲著不見王后。其原因是，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不僅請一名貴族夫人向伏爾泰傳話，保證給予他保護，還纏著路易十六，要他同意在宮中接見伏爾泰。當伏爾泰最後的劇本在法國劇院上演時，王后和巴黎幾乎所有的伯爵們，都前往觀賞。

　　我們在「伏爾泰咖啡館」找了一個臨街的座位。伏爾泰當年的居所，真是一塊風水寶地。前面是塞納河，右面是西岱島，左面就是盧浮宮。我們望出窗外的時候，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金紅色的晚霞之中，就像在漾開的嫣紅霧色之中，撒開了一大把金色的細沙。

　　我們想像著伏爾泰最後的輝煌。1778年3月30日，他就是從這裡的樓上，慢慢走下來，跨進他的馬車，驅車去盧浮宮參加學術團體的會議。他一路受到人們的歡呼，眼裡充滿了淚水。當天法國劇院再次上演他的劇本，他在舞臺上，演員們用月桂的花環為他加冕。在法國，從來就有兩個君王：法蘭西人民除了他們的國王，還有一個思想和藝術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靈深處臣服在後者的腳下。

　　這就是法國為什麼是法國，巴黎為什麼是巴黎的原因。

　　我們走出咖啡館的時候，天色已經黯淡了。在咖啡館轉角灰面剝落的磚牆上方，緊挨著一個拉著白色抽花窗簾、有著細細的精美石框的窗子，一塊同樣簡樸的小小銘牌，被四個釘子釘在牆上，上面簡單地寫著：

　　伏爾泰，1778年5月30日在這裡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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