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15)_林達

一五

　　黃昏時分，暮色蒼茫，我們經過有著數百年歷史的石圍牆圍著的羊群，穿過如畫般的葡萄園，從山坡上緩緩下來，走近盧瓦河邊的安布瓦斯城。進城前，站在路邊的「安布瓦斯」牌子前，還來得及抓住最後的光亮，留影紀念。然後，直直地來到大城堡底下，在一個只有一顆星的小旅館住下。這樣的旅館，就是我們在中國學英語時，想像的真正歐洲小旅館（Inn），雖然法語裡不論大小，都叫大旅館（Hotel）。美國已經沒有這樣古舊而有味道的旅館了。老房子，夫妻經營，樓下是小酒鋪，樓上是像居家臥室一樣簡樸的房間。我們卸下肩上的大包，就來到樓下小酒鋪，和那些在外觀和內心都鬆弛的法國「外省人」一起，擠在櫃檯邊，一人要了一大杯啤酒。一個法國老頭兒，好心地一定要讓給我一個酒吧的高凳子。我們端起酒杯，看著玻璃門外黑憧憧的城堡高牆，一邊灌啤酒，一邊想，這是多麼過癮啊！

　　安布瓦斯城堡，是安葬達·芬奇的地方。

　　第二天城堡一開門，我們就開始往上爬了。說是爬一點不過分，那是高高大大的石坡道，上面就是整個城堡的圍牆。上去一看，城堡的面目才比較清楚了。原來，是一大圈圍牆圍住了一個山包，山包上才應該是原來的城堡建築物，可惜它們大半已經毀壞無存，留存的只是一個精緻的小教堂和一部分建築物。小教堂在毀壞的古堡廢墟間，顯得有些孤零零的。

　　風很大，因為早，所以遊蕩在頂上的好像只有我們和另外一對英國夫婦。他們似乎是偶然經過這裡，對這個古堡的歷史一點也沒有摸清。在我們後面走進這個小教堂之後，他們只是對這個內部簡單的教堂掃了兩眼，就打算出去了。我平時也沒有隨意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習慣，這個時候實在忍不住，冒失地脫口而出：這就是達·芬奇安葬的地方啊。「是嗎？」他們驚奇地睜大眼睛，收住了已經快要踏出門的腳步。望著我們這兩個東方人，幾乎懷疑我們談的是另一個也叫達·芬奇的什麼人。「我們還以為他是葬在義大利呢。」

　　是的，只有一個達·芬奇。他葬在這裡。這個小教堂就是為他修建的。他們疑疑惑惑地跟著我們尋找證據，我們四個人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轉了兩圈，才在一面牆上找到一塊小小的石碑，上面刻著，在這後面，安葬著達·芬奇的遺骸。我們走出這個教堂，一起對整個小建築的造型完美和它門楣上的精美石雕讚歎不已。我們高興地成了半個導遊，接著告訴他們，在安布瓦斯城裡，還有達·芬奇故居。那棟紅磚鑲嵌石雕的小住宅也很漂亮。達·芬奇的最後幾年就生活在那裡。

　　我們不是第一次在這裡遇到達·芬奇了。他把他晚年的成熟的藝術留在了異鄉的法國。我們在附近的幾個城堡都看到他的建築作品。他來到法國，熱情地工作在這裡，去世和埋葬在這裡，是因為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的法國，有那個時期最重要的一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他是達·芬奇在法國的「伯樂」。這是一個常常可以聽到的名字，我們後來都很熟悉了他獨特的面容，因為看他的畫像看得太多了。弗朗索瓦一世熱愛藝術，經常往來于盧瓦河域的宮廷和周圍幾個城堡之間，這個安布瓦斯城堡是他最喜歡逗留的地方之一。我們一來法國，就聽到這樣的動人故事，說老邁的達·芬奇是死在弗朗索瓦一世國王的懷裡的。文藝復興果然是星光燦爛的景象。

　　我們站在風中雄壯的城堡上，腳下是浩浩蕩蕩的盧瓦河。城堡上插著一排中世紀圖案的旗幟，紅色和深藍，有著金黃的圖案，在風中獵獵飄揚。這裡景色壯美，不由會想，當年的達·芬奇一定也站在這裡看過同一條盧瓦河。可是，此刻我們心裡卻很不「藝術」。因為，我們在向這對英國夫婦繼續導遊的時候，講解了在這個城堡發生的，歷史上著名的「安布瓦斯陰謀」。

　　弗朗索瓦一世死在1547年，十三年以後的1560年，政教合一的傳統結出的無數惡果中的一個，在這裡爆發。正因為政教是合一的，掌握政權者往往也掌握宗教，也決定其他宗教信仰的生死大權，所以，被壓抑宗教的出路也唯在奪取政權。宗教與政治糾合，信仰權問題居然和政權相連，這是何等混亂的局面。當時的國王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孫子，是個年幼體弱的少年，並不能真正掌控局面。天主教和新教所代表的兩邊，都試圖挾天子而使自己的一派在政治和宗教上成為「主流」。當時法國的新教徒，大多數是加爾文派，在法國被稱為「胡格諾」。新教出來以後，就經常是被天主教追殺的物件。這一次胡格諾的謀反失敗，一千二百具胡格諾教徒的屍體，就被鐵鉤掛在我們腳下這個安布瓦斯城堡的正立面上。我們怎麼想像也想像不出來，一千二百具人的屍體，掛在這兒是什麼樣的景象。

　　也許，人們會說，這是弗朗索瓦一世死去以後的事情，和他沒有關係。我們讀了各種有關他本人的資料。在一些書裡，弗朗索瓦一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賢明君主，自始至終，充滿了對法國的熱愛和對平民的關懷。他推崇藝術，身先士卒，整篇都是催人淚下的悲壯兼而憂傷的故事。可是，裡面常常遺漏了這樣的情節，這位熱情洋溢的君主，在1516年，與教皇利奧十世達成協議，從此，在法國徹底地包攬政教雙重大權。所有法國境內的教職，從大主教開始，從此由弗朗索瓦一世發佈任命，宗教職位成了他的朝廷命官。法國教會的大部分收入，也歸他所有。從此埋下了政教混合爭權的深深禍根。那些懸吊胡格諾屍首的鐵鉤，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時代，已經鑄就。

　　不僅如此，在1534年以後，弗朗索瓦一世開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成立了人們感覺中只有在中世紀才熟悉的宗教裁判所。就在弗朗索瓦一世死後的三年裡，他最寵愛的兒子亨利二世，就用這個法庭，判了五百個新教徒，其中六十人死刑。1549年，又成立了專門懲治胡格諾教徒的，極為嚴酷的宗教裁判所，人稱火焰法庭。文藝復興的星光，在火刑柱的沖天烈火下，頓時黯淡下來。

　　這是無法控制的對異教徒的加速迫害。迫害越是血腥，衝突越是慘烈，迫害者一方也越是恐懼。在「安布瓦斯陰謀」的十二年後，1572年8月23日，一場惡性迫害事件又在巴黎發生。即使在當時還戰亂不斷的歐洲，仍然震動了所有的人。戰爭，哪怕是宗教戰爭，雖然愚蠢也都是公平廝殺。這與當權者對無辜平民的屠殺有本質區別。那天夜裡，在亨利二世的遺孀、當時攝政的卡特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的授意下，以巴黎各教堂的鐘聲為號，以武裝部隊先行，大肆屠殺前來參加新教領袖亨利婚禮的胡格諾教徒，並在全城各處搜殺。屠殺立即擴大到法國各地。根據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僅巴黎一處，被屠殺的新教徒就有三千之眾。這就是永遠被歷史記住的「聖巴托羅繆慘案」（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s Day）。

　　用屠殺來維護權力，是不同歷史階段的強權都曾經試過的方式，可是歷史自有它自己的規律。原來應該在慘案那天舉行婚禮，結果卻目睹自己婚禮的教堂變為屠場的那位異教新郎，在聖巴托羅繆慘案的十二年後的1589年，成為法國國王，那就是亨利四世。他雖然後來改信天主教，卻因此宣佈新教在法國為合法。雖然，不同宗教之間敵視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但是，這是歐洲出現的第一道宗教寬容的曙光。人類向前邁出一步是多麼的艱難。

　　這位對異教徒大開殺戒而留名史冊的法國王后卡特琳，是從義大利嫁過來的。她來自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美第奇家族。這個家族的府第留存至今，是今天學習西方建築史的學生都很熟悉的文藝復興時期府第建築的典範。卡特琳的曾祖父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又是這個家族最重要的一個人物。正是他，在自己的別墅裡建立了「柏拉圖學園」，又在私人花開過一個雕塑學校。那裡，有過一個還未成年的十五歲學生，他就是後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有名的雕塑家米開朗基羅。卡特琳是在文藝復興的搖籃裡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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