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10)_林達

一〇

　　§Chapter 5 巴黎是法國的象徵

　　Symbole de la France

　　在美國人看來，法國還遠不是一個移民社會。巴黎已經有了一些由移民而產生的少數族裔。要論視覺上的「異族景觀」，還無法和紐約相提並論。紐約人是一副樂在其中的樣子。可是巴黎人，從心底裡，對一些「外來者」大概還是常常不大認帳。

　　很多年前，作家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就曾經寫過，一個巴黎出租司機向他抱怨說，哪裡還看得到什麼巴黎人，全是外國人。那個堅決否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的司機還埋怨說，那些亞洲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或許他指的還包括猶太人），他們住在巴黎幹嗎？伯恩斯坦寫到，不管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多久，不管他們說著多麼流暢的巴黎法語，不管他們在國慶那天唱著《馬賽曲》的時候，對法國多麼充滿愛國情懷，甚至不管他們在為法國而戰的戰場上是多麼勇敢，在這個出租司機眼裡，他們還是連個法國人都算不上。

　　今天，相信這樣公開抱怨的巴黎人已經不多。在現代社會，文明世界已經達成共識，種族歧視的言論會給言論者本人帶來非議。可是，大家好像都有這樣的感覺，法國人的特殊驕傲依舊。我記得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在校園裡，和一個澳大利亞留學生一起，遇到她的一個法國朋友。聊了幾句以後，我就想試著練練自己剛學了三拳兩腳的法語。結果，我的澳大利亞朋友事後對我說，你可千萬別見到法國人就想著要練你的法語。法國人最忍無可忍的事情，就是人家「糟蹋」他們的語言了。我想，操練英語大概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忠告。所以多年過去，我還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許，大家都承認，法國人實在是有驕傲的資本。十七十八世紀，法語是遠達俄國的歐洲上流社會通行語言。法國的作派，在多少年裡，一直是風雅的典範。其實，到了法國才知道，這樣的特殊驕傲只屬於巴黎。在中國，我們會說，廣東人、北京人、上海人，等等，幾分天下，各領一方風騷。可是在巴黎人那裡，法國人永遠只分兩種。那就是巴黎人和外省人。

　　巴黎人也是給大家寵的，誰讓全世界都趨之若鶩地一口一個「巴黎香水」，「巴黎時裝」，「巴黎時尚」呢。在巴黎，從凱旋門直通盧浮宮的香榭麗舍大街上，有一家賣手提袋、小背包、小錢袋的商店。所有的產品幾乎是一樣的淺褐色，相似的圖案設計。可是憑著巴黎名牌，賣著天價，還限量供應。居然有企圖多買而被拒之門外的顧客，在街上眼巴巴地央求過路遊客，替他們進去再買幾個。而裡面擠著的顧客大多是東方面孔。

　　作為大都市的巴黎，出現街頭乞丐當然很正常。這在紐約也有的是（當然賣藝人不在其列。那是一種工作而不是乞討）。可是我們在巴黎遇到的乞討風格，實在和美國不太一樣。第一天到巴黎，隨朋友去一家超級市場。在街頭一個轉拐，冷不丁地就見到一個人直愣愣地跪在地上，著實把我們嚇了一跳。以後還看到過幾次，有一次是直直地跪在人流湍急的寬闊人行道的中間，就像急流中一塊黑色的礁石。在美國那麼些年，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乞討形式。

　　在巴黎地鐵裡，乞討者則流行發表演說。我們見到多次全部是男性。他們上來之後，為了蓋過隆隆的列車行進聲，就會很大聲地開始傾吐苦水：如何失去工作，家中又有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諸如此類。傾訴的內容，與宣言般的演講風格形成離奇對照。美國的失業者福利和法國比起來，實在差得很遠。但是，美國的乞討者卻不習慣于向陌生人大聲傾訴。美國乞討者多是默默拿著一塊牌子，常常只是簡單寫著他們的需要，「為食物工作」。有時加一句，「願上帝保佑你」。我們想，這大約是一種區域風格或者說地區習慣罷。朋友告訴我，提起這些乞討者，巴黎人只是不屑地說，「那都不是巴黎人」。

　　但是，假如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巴黎和外省的劃分，倒確實很有道理。

　　歐洲在很長的歷史階段裡，是沒有什麼今天的國家概念的。其實亞洲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今天的我們不再去細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國的幾百年殖民史罷了。不想也是對的，因為歷史形成的現實永遠是對的。我們今天，假如對歷史上的外族入侵所帶來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夠處之泰然，那麼，在處理歷史上的「失」的一面，似乎也應該更冷靜地去思考和理解，更有歷史感地處理和對待。

　　在歷史上，法國是一個沒法算細帳的地方。原來都是一個個小地盤，可是羅馬帝國兵士們，嘩嘩地隨著愷撒，如潮水般地湧來，誰也擋不住。一塊塊小地盤就被潮水掃進了大羅馬帝國。愷撒神氣地來到這裡，在我們眼前的這個巴黎塞納河中的西岱島上紮下營帳，就成了高盧總督。羅馬式的大劇場和浴室，就在這裡漸漸蓋起來。那個羅馬浴場的遺址，就是今天的巴黎中世紀博物館。過上一陣，歷史一個拐彎，羅馬人又呼呼地如潮水般退去。土地就又皸裂開來，原來的格局不可能回復，只能分裂成另一番的景觀。經過匈奴的衝擊和分分合合之後，北方的日爾曼人又橫掃下來，被這一波潮水所漫漫淹沒的面積，幾乎又是一個羅馬帝國的規模。所不同的是，當家人已經完全不同，這一次是所謂查理大帝國了。

　　這還遠不是最後的局面。查理大帝的兒子一死（西元840年），三個親兄弟的繼承人立即開仗。結果是查理帝國又一分為三。兄弟三人各持一塊。北邊的大致是今天德國的疆土，南部的一塊相當於今天的義大利，西面的就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法國了。這還只是在古地圖上的親兄弟分家產，遠不是什麼今天的國家概念。此後的幾次十字軍東征，整個歐洲大部被捲入，人們瘋了一樣精神亢奮地向東而去，又傻了一樣疲憊頹喪地原路歸來。幾個反復之後，那腳下輪番踐踏後的土地，怎麼可能還是原來模樣？

　　這樣的古代「英雄征服」式的思維方式，在歐洲不僅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而且在人們的潛意識裡久久埋藏。就拿法國人來說，連「大革命」都經歷過了，這樣的古代理想，照樣在拿破崙時代死灰復燃，燒遍歐洲。

　　從十字軍東征，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複雜，還不僅僅在於各片大小領土之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戲劇化演變。它還有其運行的雙重軌跡，那就是與王室時而平行時而交錯發展的宗教線索。政教兩路合二為一，這樣的糾合纏繞，使得所有的人都在漫長的歲月中吃盡苦頭。有權力的分合消長，還有教會領土和王室土地的糾紛，更有宗教戰爭對世俗生活的衝擊。政教的糾葛是複雜的，其後的宗教派別之爭也是複雜的，就連天主教在歐洲呈現壓倒優勢的時候，教廷本身都是複雜的。最能夠說明歷史上天主教教廷混亂狀態的，就是法國的南方小城阿維尼翁（Avigno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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