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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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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建築師是最強調個人風格的,而水準卻參差不齊。當這樣一個群體一哄而上,效果可想而知。建築師的個性作為一個職業要素,在今天已經是一個定論了。人們已經忘記,城市作為一個完整作品,最需要的是什麼。在完整的奧斯曼的巴黎中心城區,凡是要增加一棟建築,只要稍微誠實一些,你都必須承認,建築師只能在這個時候放棄自我表現的強烈願望,而是做一個「織補匠」。使得自己增加的那一部分,天衣無縫地「織補」進這個城市的整體景觀。可是,如今,中世紀手藝匠的職業道德和品質觀,早已隨現代風潮席捲而去。 所以,巴黎人想,假如奧斯曼沒有做,而古巴黎又無法避免拆除。只是拖到了最後一刻,汽車瘋行,不得不拆的時候,撞在一群五花八門的現代建築師手裡,豈不更糟? 這個說法,含有兩個直接意義。 一是時間問題。拆得越早,在文化心理上,和原來的年代就更為接近;和原來的古都巴黎在藝術風格上,就必然更有承襲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巴黎還是幸運的。它撞上了雄心勃勃的拿破崙三世。所以,改建相對發生得比較早。另一個意義,隱含著對奧斯曼的正面評價。奧斯曼的時代,汽車還沒有真正成為現代汽車。 汽車還真是法國人發明的。1769年,還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卡諾就造出了第一輛三輪蒸汽汽車(那才叫「汽」車!)。而現代意義的由汽油機發動的汽車,是在1885年才由德國人本茨發明建造,跑上大街。那時,巴黎已經是奧斯曼的「大街」了。即使在今天,這個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巴黎大街,仍然能夠適合現代生活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你不能不佩服奧斯曼對尺度的把握。雖然,我們猜想,當時的奧斯曼心裡的尺度,可能只是適合拿破崙家族口味的「皇家派頭」的尺度,而不是高瞻遠矚的「現代」尺度。但是,它至少是歪打正著。而「皇家派頭」,「貴族風度」和「英雄氣概」,是砍了國王和貴族們腦袋的巴黎人,始終引以為榮的。 這個時候,我們發現,假如我們願意放棄對巴爾扎克街景不切實際的迷戀,那麼,奧斯曼留給我們的巴黎,不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有歷史承襲性的。那凝重的灰色調;那個體略顯單調,聚集在一起卻有渾厚雕塑感的城市整體;那些紀念性建築、林蔭大道、小廣場小花園形成的浪漫的文化氛圍,都有一種特殊的巴黎味道。更何況,奧斯曼還是盡他的可能保存了一批中世紀的古建築。看過馬亥老區,我們更明白,奧斯曼在重建形成巴黎重要景觀的居住建築時,完全延續了以前的老巴黎的風格。 1870年,奧斯曼被解職。此後,他為自己寫了三卷回憶錄。 奧斯曼活著的時候就飽受攻擊,身後一百多年,始終毀譽參半。他是一個被爭議不休的人物。奧斯曼所主持的巴黎規劃,最沒有異議的,是相當現代化的城市上下水系統,使巴黎長期受益。在雨果的《悲慘世界》裡,我們多次看到,逃亡和追蹤都在錯綜複雜的下水系統中發生。之所以下水道能夠成為戲劇展開的大場景,這就是奧斯曼的功績了。假如我們歷史地去看,再對比其他國家的都市改建過程,人們恐怕對奧斯曼還是不服不行。 你知道他的教育背景是什麼嗎?不是建築,而是法律。那麼,你知道他在執掌改建巴黎之前是幹什麼的嗎?1853年,奧斯曼是巴黎市警察局長。一個真正的「反革命」。 所以,對奧斯曼的城市改建的攻擊,甚至會越出建築和城市規劃的領域,而躍入政治的範疇。那是革命對反革命的指控。說是他沒有好好保護古建築,卻拆掉了所有可能被革命起義所利用的房屋。不知奧斯曼是不是真有警察局長的職業病,真的有意在「陰謀」拆除可能的「革命堡壘」。想想當時還只是法蘭西的第二帝國,後面還要反反復復發展到第五共和國,不乏起義和反起義。一個看上去純技術性的城市規劃,都會導致這樣不尋常的政治指控,由此可以想見巴黎在歷史上的基本面貌。 看來,我們在巴黎尋訪革命之前,首先遇到的,卻是一個「革命的死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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