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2)_林達

二

　　小小的書店斷斷不可能應付蜂擁而來的「饑民」。書店的門根本不敢打開。於是，窗口成了臨時「施粥處」。窗外擠滿了人，排了長長的隊伍。人們相互打探著這次到底到了幾種書，每種有幾本。然後是痛苦掙扎：一邊擔心書太少「粥少饑民多」，輪不到自己；一邊又掐著口袋裡從食堂卡下的小錢，擔心假如供應充足，又如何應對。考慮是否可以再每頓節食一兩米飯，或是把一角的菜金卡成五分。套一句用俗了的話來說，就是如何把普通意義上的糧食，轉化為「精神食糧」。當時大多數學生能省的，也就是一點伙食費了。

　　當然，這些書一開賣就被風捲殘雲般迅速瓜分，一本不剩。那已經是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了，賣書居然賣得就像大災之年開倉賑糧，也實在是現代社會難得的一景。我就在這樣的搶購風潮中，搶回了這本《九三年》。

　　必需品的嚴重缺乏會對人造成精神方面的損傷，其後果是一種輕度的精神不正常。例如，很多家庭的老人都會有收藏垃圾，甚至撿垃圾回家的怪癖。這是物資嚴重匱乏時代留給人們的後遺症。而我們這一代，又有一些人會有近乎瘋狂的買書習慣。我們在美國遇到過一個同齡畫家，畫得很好，英語卻非常吃力。可是，一到圖書館處理舊書，他會大量購進廉價的英語舊書，兩眼奕奕閃光。這是另一種貧乏時代的痕跡。而我自己也在遭遇《九三年》的時候，成為此類案例的又一個例證。

　　1982年，面前出現了第二次可以買到《九三年》的機會。還是那個版本，只是開本大了一些，價格已經漲到1.60元。當時的印數已經達到七萬冊。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像完全失去思索功能般地買了下來。直到捧到家裡，神志才漸漸清醒，意識到自己並不需要第二本一模一樣的《九三年》。這種不正常一直還在延續，其證據就是，我們把這兩本《九三年》，都運到了美國，運費超過書費豈止數倍。

　　之所以巴黎在這個時候對我成為一個契機，是因為好朋友盧兒恰好也在那裡短暫居住，而且還初通法語。在巴黎相遇，我們居然各自都掏出了自己的《九三年》。她的那本是近年的新版本。它有著鮮豔花俏的封面，由於紙張和排版不同，變得只有我那本的一半那麼厚。我差一點當場就斷然否定，這有著同一個名字的書本，無論如何不會是同一本書。最後雖然口頭接受，在心裡，我依然荒唐地拒絕接受一個事實：只要內容相同，它就是《九三年》。

　　這還不是有關《九三年》這本中譯本荒誕故事的全部。後一部分我都幾乎不好意思說出來：這本排版後委屈了二十一年才得以印出的書，買回來以後，我小心翼翼放入書架，又有二十二年沒有去讀它。我難道是真瘋了不成？可是，我相信當時和我一起搶購的人們，一定有一些人也和我一樣，「搶」回去之後，只是束之高閣。

　　附庸風雅是最簡單的結論。可是，針對這個個案，卻並不十分準確。我們只是在買它回來之前，就已經刻骨銘心地讀過。讀《九三年》是在沒有書的年代。前面已經說過，沒有書，是指在書店裡沒有我們要的書，在公開的場合下你看不到人們讀他們喜歡的書。我說的書還是指類似「馬恩列斯毛」這樣的正經書之外的書。

　　這對我始終是一個謎。我們當時到底是讀了哪一個版本的《九三年》？既然現在手頭的這本當時還沒有被印出，那麼，肯定不是這一個版本。可是，當我將這個「書的故事」給我的好朋友看的時候，她立即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斷定她在以前就讀過那個版本：「肯定是你那本書上有關第一次印刷的資訊印錯了。」我只好相信這也是一種可能。那時拿到的書，多半在地下已經輾轉過無數雙激動得發抖的手，封面由於經手過多，超過預想的負荷，往往破損不堪，假如封面還沒有被毀，有時會被套上一個紅色的封面。這個虛假封面的指向總是和內容完全不符。當時的我們既不會深究更不會在乎拿到的是什麼版本。可是，在過手的無數本學科紛雜、千奇百怪的書中，有兩本書對「耳聾目盲」的我們，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一本是狄更斯的《雙城記》，另一本就是《九三年》了。

　　讀的時候我們被告知自己正在革命之中，而這兩本談論革命的書，恰使我們從「革命」中醒來。說到醒來，今天我們中間頗有一些人感到自豪，覺得自己悟性比別人更高。我自己都有過這樣的錯覺。後來，我看了一個旅美的同齡人的文章，才知道自己和別人的區別，僅僅是得到了掌握更多「資訊資源」的特權。比如說，我得到了一個晚上的閱讀《九三年》的機會。我的這個同齡人遠沒有那麼幸運，他回憶到自己當時為了獲得哪怕一篇字紙，都往往不得不交出自己唯一的擁有物——自尊，去交換那點可憐的資訊。於是，在今天，這位有著如此讀書經歷的人，看到自己生活在美國的兒子，哪怕有第三只眼睛，也只肯看電視而不肯看書的時候，竟伏下已經花白的頭，大哭了一場。

　　那個年代，說是不出書、沒有書，也是假的。今天，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同代人，對那個時代的「白皮書」、「灰皮書」之類的出版物的介紹。那就是些好書了。只是這些書被購書介紹信限定在一個窄小的階層和範圍裡。書是被壟斷的，資訊是被壟斷的，知的權利是被壟斷的。

　　事實上，我得到閱讀《九三年》的時間一定長於一個晚上，雖然，那些地下書籍流經我這裡的時候，通常只有一個晚上，甚至幾個小時。我判斷自己擁有它的時間比較長，不僅是因為我曾經把故事背得滾瓜爛熟，多次把它口頭傳播出去，還因為我抄了一些精彩片段在我的本子上。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九三年》已經是我的了，深深地在心中刻下印記。當我真的後來擁有它的時候，似乎只是為了確信它的真實存在，確信真的每個人想買就可以買一本，想看就可以坐在太陽下面看，確信這樣一個時代已經來臨，一個噩夢已經結束。

　　正因為是在「革命」中讀的法國革命，所以，對法國和巴黎的第一印象，就是革命了。終於在幾十年之後，有了這樣一個機會，親赴「革命現場」，當然不會錯過一個瞭解法國革命的良機。揣上一本《九三年》，就成為一個必然。就這樣，在法國，走一段，讀一段。這個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已經犯了二十年的錯誤，《九三年》不是我在三十年前的年齡有可能真正讀懂的。在真的成年成熟之後，我們必須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地重讀。不僅《九三年》如此，許多過去的書都是如此。於是，從巴黎回來之後，我去找出《雙城記》，找出《悲慘世界》，找出《巴黎聖母院》。

　　這個時候，我們不再有第一次閱讀時的震驚，但是，我發誓，我們會有新的感受。

　　我想寫巴黎的旅行記事的，沒有想到，一本隨行的《九三年》就占了這麼大的篇幅，而且，還沒有講完。這只能算是巴黎故事的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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