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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佚名：《周禮》 　　《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所創立的理想政制，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制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 　　《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制、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託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周禮》是中國政制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 　　《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未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改制的。 　　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價值。 　　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 　　◇戴聖：《禮記》 　　在流傳的禮的典籍裡，《禮古經》失傳後，一部分內容收在一大堆，「記」裡。「記」到後來，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記和囚十九篇小戴記。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兒戴聖，傳說是他們作的。因為小戴記內容易懂，所以學它的人較多，就成了《禮記》。《禮記》進了十三經，但大戴記就在十三經外了。 　　《禮記》共有九萬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許多篇，是給禮做闡釋的。禮有「文」和「義」的不同，「文」是節目單中的節目，「義」是節目理論。像書中的「祭義」就是祭禮的理論，「婚義」就是婚禮的理論。 　　除了這些禮的理論外，還有一些跟劄沒有直接關係的理論，像《大學》、《中庸》、《儒行》、《學記》等，也收在《禮記》之內。其中《大學》、（中庸》兩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來，跟《論語》、《孟子》合而為《四書》，成了儒家的教科書，一直影響到今天。 　　《禮記》歷來也被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 　　李覯（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歲著《潛書》。二十四歲著《禮論》。三十五歲教書，跟他上課的好幾百人。四十一歲時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薦他，說：「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歲死去，被稱為「盱江先生」。 　　李覯是主張經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張言利，說「人非利不生」、說「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在樂利的前提下，他主張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飯、統治者要無私財、和尚道士要還俗去做生產者。…… 　　正因為他的立場是經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學思想上，也同步發展著。例如他看《易經》，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經》帶入象數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變成「急乎天下國家之用」的書。 　　李覯比王安石大十一歲，他之於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約翰之於那穌。胡適《記李覯的學說》中未能考訂出他們根本是認識的，是一件疏忽，因為王安石《答王景山書》中，早就說他們認識了。 　　◇倪國璉：《康濟錄》 　　中國是一個地大物不博的國家，再加上人口眾多，歷朝各代的中國人民，經常遭到荒年的壓力。因此，如何應付荒年，就變成了關心民瘼的主題。 　　宋朝董煟寫《救荒活民書》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於實用，勝理氣心性之空談。」元朝張光大跟著寫了這書的續集，明朝朱熊跟著寫了《救荒活民補遺書》三卷，陳龍正又跟著把上三書訂補出《救荒策會》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寫《救荒本草》二卷，告訴人們如何在荒年時找野生植物充饑；周孔教、張陛各寫《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寫《荒政叢書》十卷。陸曾禹寫《救荒譜》。俞森、陸曾禹都是浙江杭縣人。 　　到了乾隆時候，倪國璉把《救荒譜》做了節本，再由群臣們訂正，在全國蝗災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進呈給皇帝，由皇帝賜名《康濟錄》，雖然不再有救荒字樣，但骨子裡，是典型的救荒手冊。 　　就這部書裡，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多麼苦，和中國「仁政」的一面（《康濟錄》原作當然是陸曾禹，這裡從俗用倪國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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